论逻辑(九):《恶意》的叙事角度
2019/10/9 6:48:23 点击率[30]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其他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关键字】逻辑;恶意;叙事;角度
    【全文】

    我们考试做题的时候,默认了一个基本假设——题目是正确的。没有人看到一道题首先去质疑题是否正确。但是,少数题确实错了。当我们发现题做不出来,没有答案或者有多个答案,可以质疑题目是否正确。

    我们引用24史史料的时候,默认它们是对的,除非我们找到了相反的证据。如果我们上来就怀疑一切史料,那就没法搞历史研究了。这就是形式逻辑第一定律——同一律。我们必须接受一些基本的东西,然后才能往下谈。

    观察运动必须有参照系,讲故事也要有角度。第一,完全第三人的角度。故事里除了对话和自述,不用第一人称。这种叙事方式最常用,最大的优点是客观、可信。《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采用这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当事人角度,细分为正方当事人角度和反方当事人角度。对侦破篇而言,正方当事人角度是“我是侦探”,不知道凶手,有悬念;反方当事人角度是“我是凶手”,读者知道凶手是谁,但是侦探不知道,或者侦探也知道,但是缺乏证据,能否将凶手绳之以法也是悬念。这种方式能刻画当事人的心理,但是也可能不客观、不可信。

    第三种方式是相对第三人角度,介于前二者之间。最典型的例子是福尔摩斯探案。它是以华生的角度写的,华生的身份是侦探的朋友兼助手。华生的记录有主观性,有偏差,但是读者不会上来就质疑华生写得是否真实。

    东野圭吾写的《恶意》与众不同。它用了双叙事方式——凶手角度和侦探角度,“我”有时是凶手(野野口修),有时是侦探(加贺恭一郎),在两个角色之间来回切换。整体结构显得混乱。上面说了,凶手角度的特点是读者知道凶手。在这本书里,读者起初不知道凶手,因为跟常识不同,“我”的叙述是假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本书不是通过“我”的所见所听讲故事,而是通过“我”的手记。“我”的手记是编造的,用来误导警察。作者这样写,产生了悬疑和反转效果,几乎没有读者开始会怀疑“我”是凶手。

    小说以“我”(野野口或加贺)的手记来切换,但是有些场景是不能通过手记切换的。例如,加贺问“我”要手记。旧手记已经写了,新手记还没写也没有补记,这个场景是怎么出现的?

    《恶意》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不入流作家野野口和他的知名作家朋友日高邦彦的故事。日高知道野野口卑劣的过去,但从来不说,还一直帮助他。野野口获悉自己得了癌症,以及他的丑行可能败露,便谋杀了日高。他编造了很多证据,试图证明日高的作品剽窃于他。他不仅要杀掉日高,还要剥夺日高的名誉。

    我说《恶意》是个精彩的故事,而不说他是一个好故事,因为野野口实在太变态,就像《农夫与蛇》的蛇。一本好小说,不仅会讲精彩的故事,还要塑造好的人物。在《恶意》这本书里,反派野野口是变态,正面角色印象不深。日高是个好人,不屈服校园暴力,帮助坏学生野野口。即便知道野野口是强奸的共犯,仍然帮助他。他是《农夫与蛇》里的农夫,令人同情但不可爱。警察加贺是个办案机器。

    这些结果与作者的叙事角度有关。对日高的描写全是侧面的,完全没有心理描写;对主角野野口和加贺也缺乏心理描写。《恶意》在塑造人物方面是失败的。他的双叙事方式让结构混乱,读者难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它达不到《福尔摩斯探案》的高度。

    【作者简介】

    甄鹏,山东大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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