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政权转移方式看法制的法家化
2019/10/9 14:45:02 点击率[12]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法律史学
    【出处】人民法院报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关键字】中国古代政权转移方式;法制;法家化
    【全文】

      十多年前,笔者提出中国古代法制没有像瞿同祖先生所说的汉唐间儒家化之事,灵魂仍然是秦朝法家理念,引发了学界的争论。笔者迄今未改初见。这里,笔者再从中国古代的政权转移方式加以补论。
     
      中国古代政权转移方式主要有如下三种:禅让、世袭和革命(武力推翻)。所谓禅让,是指在位的皇帝,将帝位让给他人,按照《论语·尧曰》《尚书·尧典》等儒家经典的说法,禅让的特征有三:一是出于在位皇帝的自愿,而非他人挟持逼迫而为之;二是接受禅让者必须德才兼备,受民众拥戴;三是禅让者和接受禅让者必须不是同一个家族的人。儒家禅让之说意在崇尚“德治”“人治”,歌颂“天下为公”。法家认为,君臣关系是绝对不能颠倒的,因此对禅让理念不以为然,《韩非子·忠孝》说:“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于父。尧、舜、汤、武或反群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即使君主无道,为臣者也不能造次。
     
      从中国封建社会史料来看,两千年间并没有像儒家所说的那样,真正有所谓体现“天下为公”的禅让。相反,禅让倒成了一些篡位者夺取皇位的“正当理由”。如王莽篡汉,曹魏篡后汉,以及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唐、后梁与宋等之篡位,都是假借禅让之名而行窃权之实。这一点,清朝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卷7“禅代”和王船山亦有类似看法。历史上搞禅让之人玩的把戏是又想窃国,又不想公开违反君臣名分,而遭世人唾骂,所以上演一出禅让的闹剧。这表明儒家鼓吹的禅让是没有可行性的,在这一点上,法家比儒家现实。
     
      与早期儒家(孔子、孟子)鼓吹禅让制度相反,法家认为君臣关系是绝对的,因而主张君主应该实行世袭。所谓世袭,是指皇位在同一家族中循例继承,或兄终弟及,或父子相传,或皇帝生前制定。殷商世袭制采用兄终弟及,周朝世袭制采用父子相传。后代之世袭,原则上取法周制。但随着君权强化、相权衰弱,皇帝选定继承人的自由度增加,自我破坏皇位继承制度的几率大增。“立嫡以长”的原则在现实政治中经常遭到破坏。秦汉28帝,以皇后嫡子继位者仅3人;两宋18帝,仅3人嫡出,明代16帝仅5人嫡出。清朝雍正之前皇帝都是生前公开立储,雍正发明了公开的秘密立储制度。要点有三,一是皇位选择由皇帝乾纲独断,他人不得亦不能参与和插手;二是改变既往的立嫡、立长原则为立贤原则;三是储君在登基为帝之前,只能辅佐政务,而不能分享皇帝的权力。(参见李启成《中国法律史讲义》第1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应该说明的是,孔孟之后的儒家吸取了法家的君臣绝对观念,公开阐述禅让和传子各有道理,如唐朝韩愈在《对禹问》中说:“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后世争之之乱也。尧舜之利民也大,禹之虑民也深。” 这表明,儒家试图坚持彻底的“让贤”“尚贤”在古代是不可能的。如果看看西欧中世纪由于王位没有像中国封建社会这样严格的继承制度,从而出现宫廷厮杀、四分五裂,民族国家迟迟不能形成,或许我们会对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世袭制度有了“同情的理解”,它是那个时代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稳定社会秩序、抵御游牧民族侵略等多种因素的产物,它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当然到了工业社会、市场经济年代,它就落伍了,必须退出历史的舞台了。
     
      第三种政权转移方式“革命”是早期儒家提出的主张。这里所说的“革命”即用武力手段进行 “改朝换代”,而不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的改变。《尚书》中的《汤誓》和《牧誓》已有吊民伐罪的革命思想。儒家不是不重君臣名分,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孟子·滕文公》记载:“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还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而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
     
      但早期儒家与法家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它不把君臣关系绝对化,所以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因此,当君主行为背离“君道”时,儒家主张通过两种方式进行“革命”:
     
      一是由君主的“同姓之卿”(宗室大臣官僚)废除无道的君主,另在宗室内部选择一个君主。《孟子·万章》对此是这样阐释的:“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二是由新兴的、民心所向的贤者率众推翻无道君主。如《易传·彖传》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梁惠王》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而法家把君臣关系绝对化,尊君卑臣,认为为臣绝无推翻君主的权利。《韩非子·忠孝》对此说道:“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但后来的儒家学者屈从于专制现实政治的压力,不再宣扬“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这套理论,也或明或暗地接受了法家君臣关系绝对化的主张。如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春秋繁露·十指》),韩愈《原道》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宋代理学也认可“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宋程颢(《河南程氏遗书》卷五)只是到了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才批评了那种“君臣之义不可逃于天地之间”的理论:“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一姓乎?”(《明夷待访录·原君》)
     
      综上所述,在禅让、世袭和革命三种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方式中,儒家主张的是禅让和革命两种,法家主张的是世袭。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已经证明,禅让只是早期儒家的一种美好愿望,三代之后就没有真正的禅让了。“革命”也是早期儒家对三代历史的解释,三代之后就没有出现符合早期儒家所谓“革命”条件的“革命”。真正盛行于两千年之间、为多数人认可的,是法家的君权绝对、世袭不已的主张。最后连董仲舒、韩愈、宋代理学家也都接受了法家的理论。南宋理学家朱熹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朱子语类》〈第八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6页)三代以下,“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子文集》卷36《答陈同甫六》)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作者简介】
    郝铁川,上海文史研究馆馆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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