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破产条款”入宪考
2019/11/21 10:53:29 点击率[17]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外国宪法
    【出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摘要】美国1787年宪法中“破产条款”的入宪,是破产法史不多见的里程碑,也是宪法层面呼应破产法问题的范本。长期以来,学界对美国宪法“破产条款”的来龙去脉乏人问津。本文根据对文献和相关史料的爬梳,提出美国“破产条款”的入宪,更多是早期北美早期殖民地(邦)的破产法立法与实践的需要,也是保障美国建国初期债权人阶层经济利益的必然。在美国宪法“破产条款”孕育过程中,英国破产法渊源、北美早期殖民地(邦)破产立法与实践成为重要背景。但“破产条款”在联邦制宪会议上的入宪本身,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中文关键字】美国;制宪会议;破产法;破产条款
    【全文】

      导 论
     
      美国1787年宪法在第1条第8款,详细列举联邦国会的立法权,其中有一项权力涉及破产法,即“国会有权制定……合众国全国的统一的国籍条例和统一的在破产方面的法律。”  该条款也被称为美国宪法中的“破产条款”(bankruptcy clause)。这一条款在美国破产法史上影响深远,被视为两个世纪多来美国历部破产法的基石。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法学重建中,相关学者已留意到美国宪法中的“破产条款”。破产法学者们亦将之视为破产法重要性被高度认可的楷模。然而,我国学界对“破产条款”的了解和理解,似乎也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长期以来,学界对“破产条款”乏人问津。 这与美国学界持续至今的对“破产条款”的兴趣,形成鲜明对比。
     
      “破产条款”入宪本身,既让破产法学者兴奋,也给我们留下诸多待解的谜团。无论是从宪法学的角度,还是从破产法学的角度,这些谜团都值得索解。美国制宪的先贤们,为何要在联邦国会立法权限中特别强调在联邦层面制订全国统一破产法的重要性?“破产条款”的入宪与北美殖民地破产立法与实践有何关系?英国早期的破产法对美国宪法“破产条款”有无影响?美国制宪时的社会对破产究竟有着怎么样的认识?“破产条款”是否真是制宪先贤们经济利益的体现?“破产条款”为什么紧跟在商业管理条款的后面?“破产条款”和移民归化条款放在一起是必然还是偶然?……对这些问题的准确回答,对于我们理解美国宪法“破产条款”确实大有裨益,亦将为我们从宪法层面理解破产法的重要性,提供某种知识资源。
     
      本文拟从如下四方面,考据并解释美国宪法“破产条款”入宪的背景和原因:第一节,基于英国早期破产法对美国各殖民地(邦)破产立法和实践显而易见的影响,将简述英国早期破产法的流变,择要梳理北美部分殖民地(邦)从拓殖开始到其在1787年制宪会议前的破产立法与实践,为评述北美殖民地破产立法与实践构建出时空背景;第二节,将从邦内债务、邦际债务及国际债务三方面,着重分析美国独立初期作为社会难题的债务问题,论述债务问题的严峻程度及不同类型债权人和债务人对此严重问题的回应;第四节,将结合制宪会议记录,详细揭示“破产条款”入宪的过程,由此探索制宪先贤们对“破产条款”的讨论与思考。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笔者将对美国宪法中“破产条款”入宪的整体过程,做出总体性评价。
     
      一、北美各殖民地早期的破产法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欧洲人对美洲大陆的兴趣与日俱增。从16世纪开始,欧洲诸国尤其是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等,便源源不断地展开对美洲的拓殖。在这个过程中,不光诸国之间互相竞争,列强与北美土著尤其是印第安人部落亦展开各种形式的竞争。从英国王室1606年为弗吉尼亚颁发特许令状,一直到1732年佐治亚殖民地建成,英国逐渐在对北美的拓殖中独占鳌头,最终形成13个殖民地。
     
      讨论北美殖民地早期的债务清理法律,首先应该对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法律关系有一定了解。北美各殖民地基本都是通过王室特许状的方式建立,特许状的授权或者规定,便成为确定各殖民地与英国本土关系的基本规章。在18世纪初期,英国对殖民地事务并不是十分感兴趣,“只要殖民地没有成为财政部的负担……大臣们的确很少去干预殖民地的内部结构”,这种情形到1729年之后才逐步改变,英国议会开始比较经常地为殖民地颁布立法, “议会关心的不是特许状或殖民地的政治地位或宪法地位,而是殖民地的商业”。按照惯例,在殖民地时代,英国枢密院要求各殖民地只能有针对一般事项立法,而不允许有特别法;各殖民地的立法必须事先取得枢密院的批准才能生效。
     
      但即便如此,英国的普通法依旧成为美国早期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式的交易规则、市场管理方式、就业政策甚至价格管制等法律,都被拓殖者们移植到了北美殖民地,“他们自然希望重建一套自己业已熟悉的系统”。这种法律架构,最终也使得殖民地按照国际市场(尤其是英国市场)的需要,而逐步发展出专业化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不仅使得殖民地产出物逐渐定型,也使得殖民地与英国本土的债权债务关系日渐复杂,“早期的弗吉尼亚人需要通过一些途径向伦敦的公司偿还债务。普利茅斯的殖民者对公司进行了内部重组,于是毛皮和其他殖民地产品可以运往英国充当还款。”
     
      在任何社会,债务清理机制都是商业文明的产物。在拓殖早期,北美各殖民地的商业文明,大都处于欠发达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包括债务清理在内的法律,并没有生存的土壤;而随着各殖民地的发展,商业利益逐渐成为各殖民地最为关注的利益。无论殖民地内部居民之间,还是不同殖民地居民之间,抑或北美殖民地商人与英国本土金融机构之间,债务问题如影随形,亦需要相应的债务清理法律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殖民地便竞相掀起构建本殖民地债务清理机制的竞赛,而英国破产法便自然成为各殖民地破产法制构建参考的范本。
     
      (一)英国渊源
     
      整体来看,18世纪之前英国的破产法,可谓源远流长。英国破产法采取了处理个人破产和公司破产的双轨制,而以个人破产法的发展史更为久远,甚至可以扶摇直上追溯至罗马法。诺伊尔曾在其博士论文中,详细考察了英国破产制度诞生前包括古罗马、古希腊在内的欧洲大陆破产法源流。
     
      概而言之,英国破产法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1570年之前,英国破产法采取一般破产主义,破产法同时适用于商人和非商人。第二阶段,在1570年到1860年期间,破产法采取特殊破产主义,并行不悖:旨在在债权人之间平均分配债务人财产的破产法(bankruptcy),亦即商人破产;旨在拯救被囚禁债务人于水火的无力偿债法(insolvency),亦即非商人无力偿债法。在这种机制下,适用于商人的破产法,相对来说对债务人的经营失败比较宽容,法律机制的构造重心在于如何在债权人之间等比例分配债务人财产,同时豁免剩余债务,使得债务人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而对于非商人来说,一旦资不抵债,则不得不面临被拘禁的命运。第三阶段,1860年之后,破产法与无力偿债法再次合流,绵延至今。由此显而易见,从弗吉尼亚拓殖开始到1776年美国独立、1787年美国制宪,英国的破产法正处于商人破产与非商人无力偿债机制并行不悖时期。
     
      英国破产法的这种特征,显然影响到各殖民地债务清理机制的形成与发展。随着各殖民地(邦)之间商业交易的往来,各殖民地(邦)内部、各殖民地(邦)之间以及各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亦越来越多,这种需求催生了各殖民地(邦)的破产立法与实践。鉴于北美殖民地早期对债务清理法律机制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破产法便成为债务领域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由此,英国破产法便成为各殖民地早期破产立法及实践的重要参照。显而易见,北美殖民地早期的破产法律,多是对英国破产法的照搬。
     
      但与英国严格区分商人破产、非商人拘禁的做法相比,北美殖民地早期的破产实践,则充斥着对两者的混用甚至对拘禁债务人的滥用。拘禁债务人是北美殖民地早期破产法的共同特征之一。包括宾夕法尼亚在内的很多殖民地,都有破产方面的一般法律。 拘禁债务人亦成为泛滥于北美各殖民地的债务清理机制,战俘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务人,都只能进入监狱;各殖民地尽管无统一的破产法,但在对债务人的对待方式上,却亦步亦趋,与其母国英国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拘禁债务人的积极效果在于,会促使债务人积极偿还债务,拘禁本身也可以使得债务人无逃逸之虞,但拘禁债务人在实践中问题也很多。其中最直观的问题,便是其加剧债务人的困境,进而使其更加不能偿还债权人;这种做法也不区分债务人究竟是资不抵债(资产负债表测试法),还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现金流测试法),使得那些只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但资产本身远大于债务的债务人,乐于被拘禁而免于被清算,为将来重生赢得喘息之机。 进一步说,债务人的大量拘禁,显然也增加了公共财政的开支,政府不光要养活监狱里的债务人,还要抚养更加穷困的债务人的家属。这一继承于英国的制度,甚至被学者斥之为“大瘟疫”。
     
      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债权人垄断债务人未来的收益,甚至允许债权人将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务人囚禁起来,既是常见的民事权利救济方式,也是破产法制度的基本机制。上述做法尽管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常态,但其“病态”之处,却早已为有识之士所见。在斯托里看来,如果放任债权人永久且绝对地垄断债务人未来的所有收益,债权人会拿走债务人的几乎全部收入,而只是基于个人的慷慨来留给债务人微不足道的开销,这么做明显会限制不幸的债务人通过勤劳和努力改善现状的积极性。斯托里更进一步谴责对债务人的无限期囚禁:尽管债权人囚禁债务人是一种常见的民事案件救济方式,放任债权人无限期囚禁债务人,鉴于其苛刻、残酷,除了用来强迫有欺诈倾向的债务人还债时或可稍有例外外,“没有任何为止辩护的理由”,“当债务人没有任何财产或者已经将其所有财产放弃给了债权人,还允许后者仅以他们自己的意志而监禁债务人之时,就是极端的残忍、是放纵私欲,在开明专制国家也几乎不能发现这么做的什么借口;而与自由政府的所有权利与义务则彻底冲突”;这么做也完全不符合基督教的基本戒律,“是对基督教世界国家的活生生谴责,将它们带回异教的时代”,有鉴于此,立法机关的首要职责们,便是同等地解除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奴役,“不拥有这种立法权力的政府,几乎不值得拥有这种高贵的职能,来保护自由人民的幸福和支持他们的权利。” 有论者指出,美国宪法在草拟过程中,骨子里便是英国法;就破产法而言,制宪会议的与会者们,更是按照英国18世纪英国破产法的框架去构思“破产条款”。
     
      笼统言之,各殖民地(邦)对破产法价值的认识大体一致,主要是为完成如下两项任务:其一,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确保债权人能够在债务人的剩余财产中获得适当分配,进而使相关债务获得部分清偿;其二,使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能够从债权人的无限期监禁或绝对占有其未来收益中解放出来,进而获得重建新生活的良机。克勒曼(Peter J. Coleman)的看法与此类似。按照克勒曼的概括,对于破产问题,北美殖民地立法者始终具有四个目标:第一,防止单个债权人提出针对债务人的诉讼;第二,减少欺诈发生的概率;第三,使债务人的财产能够公平分;第四,从实务和人道的角度,赋予债务人重新开始的机会,同时防止使其财产在未来偿还旧债。
     
      1776年7月4日,美国宣布独立,建成美利坚合众邦。根据《邦联条例》的制度框架,《邦联条例》沿袭殖民地时代的做法,将破产事务视为各邦主权范围内的事项。
     
      (二)北美殖民地的破产立法与实践:以马萨诸塞为例
     
      北美殖民地的发展史,充满动态和断裂。按照费舍尔的观点,从1629年到1775年近150年间,先后有四波英国移民来到北美大陆,而这四波移民时间有早晚,政见有差异,各有特色,但最终也是这四波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基因,尤其是风格迥异的 民俗,构成殖民地时期乃至美国后来社会的基石。
     
      当然,北美各殖民地在破产法的构建中,也充分发挥其后发优势。在北美殖民地时期的社会里,商人阶层发挥着较之英国同行更重要的影响。这一点最终也影响到破产法对商人阶层的态度。而且,在北美各殖民地,这种后发优势,使得破产法可以吸收早期英国破产法的发展成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长期的实践中,不同殖民地(邦)之间,针对债务人的法律机制千差万别;即便同一殖民地或邦内部,在整个17、18世纪里债务清理机制亦有明显变化。
     
      比如前述关于对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务人一囚了之的做法,因为其实际效果有限甚至被滥用,在部分殖民地,就出现如下各种修正:第一,如果债务总量低于特定数额,部分殖民地允许债务人提供契约奴役;第二,对于小额债务,如果债务人愿意宣誓陷入赤贫,其将被释放并防止再次逮捕;第三,给予部分生活必需服务如衣服、被褥等特别保护,防止因为债权人的讨债行为而使得债务人陷入赤贫境地;第四,经债务人申请,如果债务人愿意拿出自己的全部财产,那么依旧不能全额清偿债务,但依旧会被释放、豁免剩余债务并防止因同一债务而再次逮捕;第五,如果一半以上乃至更多的债权人就债务偿还达成协议,在有的殖民地其他债权人亦必须接受该协议,而在其他殖民地异议债权人则不受其约束;第六,在极少数殖民地,对普通债务人也适用破产程序。
     
      但即便如此,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说北美殖民地就是债务人的天堂。据克勒曼统计,在美国1776年独立之际,13个殖民地中只有罗德岛和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建立债务豁免机制,而且其运作机制完全不同;在其余10个殖民地中,有4个殖民地的无力偿债法要么未颁布,要么颁布而从未施行,而在其余6个殖民地对于无力偿债者的豁免还只是采取个案模式。鉴于上述,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殖民地早期破产法与无力偿债法的立法与实践,那一定非“变动不居”莫属。
     
      对于各殖民地(邦)破产法历程的考据,势必将使本文卷帙浩繁、没完没了。对此,我们可以选择以马萨诸塞为例,来探讨其债务清理法制在美国制宪会议召开之前的变迁。
     
      1620年9月,一群为逃离宗教迫害而客居荷兰多年的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 ,抵达普利茅斯湾,开始拓殖生涯。1628年另外一群清教徒得到包括今马萨诸塞和新罕布什尔在内一大片土地的特许权,次年股份制的马萨诸塞湾公司亦由此成立;由于英国国内对清教徒镇压的加剧,一直到1643年,有大量的英国清教徒源源不断抵达马萨诸塞;鉴于大规模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优势,马萨诸塞的拓殖并未采取英国本土独立大庄园或农场模式,而是将居住社区集中在一起,新的城镇亦由此逐步建立起来,马萨诸塞湾公司从商业机构逐渐演变成公共管理机构;到1691年,早期的拓殖者正式纳入马萨诸塞殖民地的管辖。 鉴于清教徒们对英格兰的极度反感,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法律基本上自成一体,充斥着浓重的宗教法色彩,受英国法的影响非常有限。 这一点,也体现在破产法的早期的实践和立法中。
     
      布拉福德的《普利茅斯殖民史》中,不止一次提到“破产”,而涉及债务问题的记述亦不鲜见。 这足以说明,债务清理问题在普利茅斯拓殖的早期已确定存在,而且破产的观念,也已经深深植根于17世纪初期普利茅斯的拓殖之中了。
     
      普利茅斯有据可考的大规模债务违约,产生于铁矿开采中的投机行为中:不幸的投机者被驱逐出境,而他们的财产和代理人则被拘禁,地方司法机构对此却爱莫能助;在此时的普利茅斯,财富的多寡,会对债务清收和债务人恢复自由有实质性影响。 在普利茅斯,债务清理法已颇有仁慈的特点;再加上马萨诸塞的破产法出现甚晚,但社会各阶层围绕债务问题所产生的争议,却出现很早。
     
      按照克勒曼的研究,1640年马萨诸塞殖民地的经济危机,成为促进马萨诸塞发展其破产法的契机。1641年马萨诸塞开始对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务人采取拘禁措施,到七年后将此措施只适用于那些被怀疑隐匿财产的债务人。1672年开始,债权人需要为他们的债务人拘禁事宜付费,否则的话,债务人可以在发誓其不值5英镑之后被释放,由此也逐渐发展出对赤贫债务人的豁免;此后不久,债务奴役在马萨诸塞逐渐出现。1698年马萨诸塞殖民地大幅度修改其债务法,每月月底被拘禁的债务人都可以做出赤贫誓言并要求释放;由此亦发展出正式程序:债权人如果相信债务人确实赤贫,债务人可以直接释放,而债权人如果确信债务人隐匿财产,则可以在支付拘禁费用的前提下,使债务人至少被继续羁押三个月,如果三个月后依旧未发现债务人名下的额外财产,债务人才能获得自由;该法将拖欠任何债权人500英镑以上的债务人排除在其适用范围之外,他们将被持续羁押而且需要自己承担费用。该法于1725年被废除,而两年后代之以临时措施,但1733年后,1698年债务法重新颁布并一致施行至1787年;这过程中1737年、1787年两度微调,第一次废弃了非自愿债务奴役,而第二次则废除了债权人付费并拘禁债务人的特权,法院在决定是否释放债务人方面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
     
      1739年时,马萨诸塞曾发生过一场长达三年的政治危机:众多小乡镇的代表控制议会下院,试图通过立法允许发行纸币,以抵付抵押给土地银行的土地证券;这一动议遭到害怕通货膨胀和贬值保守商人反对,1740年支持土地银行的人们在选举中获胜并试图推动这一计划,但最终遭到英国的否决。保守派们这样谴责乡村大众,“乡村债务人一方(人数最多)……图谋(通过发行巨额而没有多少保障的纸币)使货币票面金额贬值到价值很小或没有价值的地步,以使其债权人受挫……这和些人懒惰而放肆”;而农场主们则反击说,由于货币的匮乏和富人的贪得无厌,使得农场主们征服了荒野,但得到的只是破产,“先生,我们的先辈确实为征服这片荒野及其野蛮的居民……费尽心血和财富;就这样寒冷的气候来讲,被开垦的土地通常异乎异常地好;人们守秩序,讲道德,勤劳,但没有钱使他们走上了我们的作者所提到的道路……实情是,过多地鼓励进口或者由于忽略或不鼓励出口,使少数人在许多人的破产中发了财。”
     
      随着商业的发展,马萨诸塞殖民地立法机构亦随之改进其经济政策。在债务清理领域,殖民地立法机构意识到信用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越开越重要,故禁止没收家庭财产或者容易腐烂的货物作为债务抵押,同时亦较早地禁止将债务人审讯后羁押起来的做法。
     
      迟至1757年,马萨诸塞才通过第一部破产法。连年的战争,使得马萨诸塞商不聊生,从事加勒比海贸易的商人更是损失惨重。其中规定,无论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都可以针对商人提出破产申请;破产程序结束后,如果占绝大部分债权额且绝大部分债权人同意,债务人随后即可被免除剩余债务,并从监狱中获释。而按照克勒曼的概括,该法重要架构如下:第一,该法仅适用于商人,但允许商人自身提起破产程序;第二,该法鼓励债务人完全披露其财产,在占债权额和人数绝大部分的债权人同意之后,债务人可以保留多至300英镑的个人财产。尽管该法基本上复制了英国法的架构,但由于英国商人的反对,该法并在1758年得到英国当局的批准;但国王拒绝批准的命令到达波士顿时,已有45个商人得到了债务豁免,但后来长达四十年的时间内,马萨诸塞一直未再尝试颁布破产法。
     
      1765年马萨诸塞在纽约债务法的启发下,制定了第三部债务法。该法的适用范围有所缩小,该法只适用于潜逃和隐匿的债务人;在他们返回并全部分配财产后,才能获得债务豁免。有统计数据表明,在1765年3月到1768年3月三年间,共有136位债务人被申请破产,其中48位是商人,而45位是面包师等手工业者,其余43位则是农民或其他劳动者;这些债务人中,有55位住在波士顿;如果考虑到印花税法案危机期间法院长期间关闭及该法废而复生,这一数量实在不算小。
     
      在1775年前后,债务问题再次成为马萨诸塞殖民地政治生活中刷了下存在感:鉴于各地对殖民地议会代表名额问题屡屡不满,殖民地议会在1775年、1776年先后做出改进,增加人口较多市镇的代表名额;但此举引发诸多纳税较多市镇的不满,尤其是那些经常拖欠东部城市商人债务的乡村小农场主,他们以纳税较多为由,要求根据市镇而非人口来确定代表名额,以寻求进入立法机构的机会,最终能够减少以法庭执行令为支撑的税务或债务征收人的压力。马萨诸塞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在当时的诸多请愿书和抗议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独立之后,马萨诸塞债权人债务人的紧张关系并未缓解,反而更为加剧。按照比尔德的观点,1786年发生在马萨诸塞邦的谢司起义,正是债务人阶层改变自身状况的武力斗争。 应该说,谢司起义对于改善债务人的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按照克勒曼的观点,谢司起义促进当局采取了临时的债务宽限措施。那些并未陷入无力偿债境地,而只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农民们,从临时性的中止执行令中受益, 而更温和的法律允许他们用纸币而非硬币还款,其他法律也使得他们手中的债券晚点对付。
     
      综上所述,北美早期殖民地(邦)之间的破产法,极为多元,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另外,囿于北美殖民地早期各自的经济、地理、气候、物产、劳动力等不同因素的影响,不同殖民地之间破产法、无力偿债法的发展,大体上并行不悖;而涉及破产或债务人纾解的细节性规定,不同殖民地之间差别则更大,同一殖民地内部在不同时期相关法律,亦常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在这种因素下,纵然英国破产法的基因依旧对北美早期殖民地(邦)破产立法与实践造成一定影响,但各殖民地(邦)的发展更多取决于各自的实际情况。这种情形,最终当然导致北美早期殖民地(邦)之间的破产法极大的差异,条块分治的局面,也给债务人逃废债创造充分的制度空间;由此也可以想象,为什么在债权人主导的制宪会议上,会通过宪法来补上这一漏洞。
     
      二、作为社会问题的债务难题:“破产条款”入宪的原动力
     
      上述北美各殖民地(邦)之间的破产法的巨大差异,并无法自然而地产生出结论,即因为各邦之间破产法千差万别,所以我们需要制定联邦层面的破产法。甚至恰恰相反,多样化的破产法,或许能够成为证明各殖民地(邦)自成一体的破产法更加符合各邦实际的论据。在这种情况下,破产法的联邦化,一定有着更为强劲、充分的理由,一定有着更为根本的动力。本节中,笔者将试图发现并归纳那些可能导致美国在联邦层面制定破产法的潜在原因。
     
      (一)国际债务压力导致美国独立
     
      从1650年代后期开始,英国与法国之间爆发旷日持久的战争,连年的战争导致十分严重的跨境债务问题:当时,英国不同意在本土之外任何殖民地铸币,而所有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本土之间的商业贸易,都必须用现金支付。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与西印度群岛和南欧地区有贸易往来的殖民地,尚能获得一定的货币来清偿他们与伦敦的债务,而类似于切萨皮克地区这样没有货币来源的殖民地,作为英国商人的债务人,只能眼巴巴看着现金日益短缺。因此,在殖民地内部,实物逐渐成为货币之外的一般等价物,甚至有私人银行在1681年发行票据,迫于形势需要,马萨诸塞在1691年不得不发行纸币,这种方式也迅速在各殖民地之间蔓延开来,取款凭单等票据亦成为日益普遍的交易媒介。只是以英国商人为代表的境外债权人,对这些票据和纸币毫无兴趣,到1720年代违约问题频发,纸币问题成为整个北美殖民地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之一,“经济地位处于底层的小农场主赞成发行纸币,因为作为债务人他们不会由于纸币贬值而受到不利影响。而在另一端,大商人通常是债权人,他们不愿意人们用纸币付还欠他们的钱。”在这种情况下,以纸币问题为表象的债权债务问题,成为当时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本土之间争议的焦点。
     
      这一问题,在整个18世纪都是北美殖民地和英国本土商界争论不休的问题。随着殖民地的发展,英国本土对于殖民地发行纸币问题,一般采取限制但不禁止的策略,这样既保护英国本土商人的利益,安抚英国本土的反对者;到了1764年,英国议会才采取行动。从1764年9月开始,英国禁止把殖民地发行的纸币用作偿付私债或公债的媒介;该政策出台时,北美殖民地正处在1760年以来旷日持久的萧条之中,硬币奇缺,经济萧条,英国的强硬政策不光无助于解决美洲通货和货币供应问题,亦被贴上英国对殖民地极其残暴的标签,因而引起殖民地的痛恨。
     
      到了18世纪中叶,随着殖民地的大规模持续开发,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本土的商业联系越来越紧密。有统计数据表明,1768-1772年之间殖民地和英国本土及其他国际市场的联系呈现出如下态势:从出口角度,北美殖民地56%的产出出口到英国本土,西印度群岛和南欧分享了剩下的44%;从进口角度,北美殖民地进口贸易中,80%来自于英国本土,而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南欧得进口勉强占到20%。这些数据足以展示出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本土在商业贸易方面极其紧密的联系。
     
      在这种格局下,北美殖民地在国际贸易中完全处于逆差地位,只要考虑到收支差额,北美殖民地的年度净负债才能降低到40000英镑;英国的商业信贷逐步向北美转移,在总体收支中殖民地亦颇为受惠于这种与英国本土的商贸联系。由此,南方各殖民地的商人、经纪人,极少有不依靠放债或者不是英国本土金融机构代理人的。这些代理人从本土融资,同时在殖民地当地收购原料并造成成品出售。这种情况下经济上升期或许无所谓,但在经济逆行周期无疑会使得北美殖民地不堪重负。这导致到1750年代时,“南部种植园主也许已经负债累累”。
     
      沉重的负债,成为刺激北美殖民地独立的重要因素。到1776年时,英国商人声称北美殖民地拖欠的债务高达250万英镑,相当于北美殖民地每人欠1英镑,按照当时的购买力,这是高得离谱的负债率。尽管这一数字可能不无夸张之处,但依旧能够显示当时北美殖民地背负的沉重债务。有人甚至做出如下评论:
     
      南方人欠下英国商人巨额的债务,他们明白地看到独立是其逃避债务的绝好机会。这样的推理意味着殖民地的繁荣是虚假的,是通过用未来做抵押来实现的。尽管英国的贷款可以使他们有钱购买工业制品和努力,尽管一些种植园主过度扩张,背负了长期的债务,但是把南方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其外债规模并没有过量。南方地区出口的年平均价值似乎比债务要多。很多种植园主们没有冒太大的风险,他们所承担的债务相对于其收入来说是适度的。南方人也没有过度地依靠英国投入的资本。在18世纪70年代时,其内部债务(南方人之间的贷款)会使外债相形见绌,这意味着南方人能用自己的资源,为他们持续的经济增长融资。南方地区的繁荣不是依靠抵押未来以及过着入不敷出生活的种植园主取得的,而是依靠该地区农场和种植园的产出,特别是依靠他们生产大西洋世界各地大量需求的农作物的能力。
     
      费舍尔在《阿尔比恩的种子:美国文化的源与流》中的一段论述,同样揭示出国际债务给美洲大陆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
     
      ……弗吉尼亚的多数大家族都深陷债务。甚至最富有的庄园主也是永远的债务人。诺米尼庄园的罗伯特? 卡特欠英国债权人大笔债务。1758年,他写道:“我的土地和奴隶的产出无法付清用于维持他们自身的花费。”他常常被迫出售一些资源以维持运转。弗吉尼亚私人债务的规模比英属北美的其他地方都大。独立战争之后,根据官方数据,美国人欠英国债权人的债务达到三百万英镑。其中的一半(约140万)来自弗吉尼亚的庄园主,剩余的大半也来自邻近的马里兰地区。1776年,至少有十位弗吉尼亚贵族欠英国债权人5000英镑的债务,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还有很多人欠账也超过1000英镑,其中包括乔治? 华盛顿和托马斯? 杰弗逊。
     
      而1760年代席卷北美殖民地的大萧条,直接大幅度地增加英国的国家开支。英国的政治家们明白,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只能要么使英国破产,要么向北美殖民地开征新税拓宽财源,“战争期间英国在殖民地花了数目很客可观的钱,因此,从殖民地征收一种新税,确实看来既合乎情理,也是人们所希望得到的。”  而征税之念一起,则与殖民地日益高涨的自立意识发生正面冲突;再加上1770年代后,小农场主、富有的商人和种植园主们,对缺乏现金和信贷极其不满,政治上日趋强硬和激进,成为北美大陆抗议英国殖民的主流,正如西蒙斯所指出的,“受害最大、反抗最激烈的不是人数越来越多的没有土地、没有财产的人,而是地位在上升中的工匠、律师、商人和种植园主。由于美洲经济依然与英国经济密切相连,母国的信贷危机导致殖民地硬币迅速枯竭,贸易呆滞,需求萎缩,进而贸易和就业机会减少。殖民地后期的这种很明显的格局给商人造成破产和不景气,给种植园主——尤其是南方那些在此期间大量投资于奴隶输入的人——和农场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债务。”
     
      事实上,对于北方殖民地来说,这种情况也没能好到哪儿去,北美殖民地的经济与英国本土的金融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北方的殖民地商人们大多已自立门户,不再甘于充当英国本土公司的代理人,但随着北美殖民地与英国贸易逆差的扩大,大量的廉价商品源源不断涌入,新涌现出的小竞争者为了促销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削价、大拍卖甚至直接交由零售商出售……这种无序竞争,使得大商人们的境况每况愈下,财源流失,“进口商们能得到大量贷款,但当价格暴跌导致债权人向债务人催还欠款时,就会造成破产和财产被扣押的后果。”
     
      (二)国际债务压力转化成国内债务问题
     
      北美13殖民地的独立战争自1775年打响。1776年7月4日的大陆会议上,《独立宣言》正式发布,1781年3月1日《邦联条例》生效,以邦联体系为基础的美国由此诞生。
     
      就破产法而言,在《邦联条例》下,并未有任何将破产事务立法权规范到中央的规定,因此理论层面各邦保留在破产事务方面的立法权。职是之故,前述各殖民地(邦)在破产立法与司法中各行其是的现象,依旧在继续。
     
      1784年后,英国金融机构大幅度减少针对美国商人的贷款,而美国本土的商人也越来越缺乏足够的现金来支付债权人的到期债务。这种情形导致1785年之后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与土地使用和改善有关的债务到处都在增加”,“大规模的生产企业如制糖和糖果生产、榨糖、造纸、烟草精制、玻璃和陶器制造等,是需要大量资本支出的,它们在1785年受到沉重打击而纷纷破产,大多数毛皮以及木材出口商也未能幸免。”
     
      就美国独立初期的债务状况,甚至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前文提及美国制宪会议前发生的谢司起义,可以作为极好的例子。谢司起义的大背景在于,从1784年开始,英国的金融机构已经不再为美国商人提供融资,而美国北部各邦商人也缺乏足够的硬通货支付拖欠英国债权人的债务;在马萨诸塞,这种情形尤其严重,据说该邦仅有15万英镑硬通货在流通,“未付债务的链条已经延伸至农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谢司起义之后。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马萨诸塞提供大量的军力、财力,欠下750万美元的邦债和同样数额的邦联债务,这些公债最终都转嫁在只有38万人口的邦民头上;由此,导致战后数年间,马萨诸塞邦邦民税负极重,尽管1785年农业丰收,但由于缺乏国外市场而腐烂浪费,再加上大陆券和旧纸币的作废,民不聊生,大量的居民不得不或者举债度日,或者以低于1/3以上的价值出售地产,或者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被拘禁,据说仅1784年不到5万人口的伍斯特县就有多达2000件债务诉讼,而法院连一半都处理不了,各类律师、讼棍反而大肆盘剥,使得债务人阶层雪上加霜;而1785年伍斯特县县法院的涉及债务诉讼的案件数亦高达1700件。在这种情况下,大约从1782年开始,马萨诸塞邦人民即要求延长还债期限、降低税负、发行新币,到1786年时不得不通过公开请愿来呼吁当局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破产潮的蔓延。这一年夏天召开的邦议会并未及时回应民众诉求,到了8月份,1500多名起义者手持武器,来到北安普敦,要求县法院停止审理与债务有关的案件,其他县纷纷跟进;9月底起义者决定阻止马萨诸塞邦最高法院在下次选举前继续开庭审理债务案件。
     
      当局者采取各种手段镇压这一行为,最终使得9月26日丹尼尔?谢司率领民众正式发动武装起义。起义者们高呼,“消灭一切债务的时刻已经到来!”也鼓舞了其他邦苦不堪言的债务人阶层。到了这年12月底,谢司和他的支持者们不仅围攻了伍斯特法院,还冲进当地监狱,释放了大批因负债而遭到监禁的穷人。由于当局及利益集团的联合打压,谢司起义于1787年2月26正式宣告结束。
     
      谢司起义只是我们管窥当时美国社会债务问题积重难返的一个点。而实际上,美国社会当时的债务状况,确实到了不解决不行、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国内压力、国外压力两方面,可以说是美国宪法“破产条款”入宪的原动力。
     
      (三)逃废债问题呼唤更高层次的破产法
     
      殖民地内部债务问题早在北美拓殖伊始,就如影随形。按照丹尼尔? 维克斯的研究,北方的殖民地在农业经济形态下,债权债务问题已经司空见惯:“农民们与其他人之间建立的大量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很少通过支付现金或者冲账的方式解决,他们不得不一对一地直接偿付,有时通过劳动,但更多时候是用设备或产品来清偿。”
     
      但大量的邦内债务,因为各邦债务清理机制的差别,成为驱动债务人不惜成为“破产移民”的重要动力。美国独立初期,各邦之间的贸易越来越频繁。随着邦际贸易的蓬勃发展,超越各邦破产法的缺乏,越来越成为制约商业进一步发展的顽疾。布拉德利?汉森(Bradley Hansen)对18世纪各州破产法乱象的概括,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美国独立初期各邦贸易的状况:第一,各州破产法各有千秋,包罗万象,随州而异;第二,很多州的破产法都体现出对我其他州债权人的歧视;第三,许多州的破产法在资产分配中,都遵循“先来先得”(first-come, first-served)的原则,而非同一层级债权人同比例清偿。各邦的破产法千差万别,不仅缺乏债务免除、平均分配等现代破产法制度,更坐视债权人之间的恶性竞争,对州外债权人利益的受损无动于衷,极大地降低了跨邦贸易的可预期性。
     
      各邦之间的跨境破产并非空穴来风。各邦破产法的貌合神离,直接导致北美殖民地之间的跨境破产问题:如果一个债务人在其他殖民地亦有投资,那么相关司法程序保护债务人免于被拘禁的苦厄?
     
      康涅狄格的档案已证明,有来自其他殖民地的债务人,在进入康涅狄格地界后,试图寻求康涅狄格保护其免于被拘禁。 斯托里认为,各州破产法的多样化,只会使得“地方制度中可能会有几乎无数种类和目的的变化,可能造成公然的不公平和不平等,而在邻近州中滋生不和与不满。”
     
      纽约也有类似的情形。在一起著名案例中,债务人抵押自己的动产、不动产之后,在面临财务困境时,干脆搬到“新阿玛斯特尔”殖民地,由此疏远债权人,最终使得债权人血本无归;在这种情况下,纽约殖民地总督不得不签发警告令,宣布未经相关债权人知晓并同意,上述出售行为无效;潜在的买家亦被警告,在收到正式通知前,切勿做任何支付,否则很有可能还要额外偿付债权人。
     
      而1786年9月发生在宾夕法尼亚的James v. Allen案,更是将北美殖民地间的跨境破产问题摆在司法机构的案头。在该案中,新泽西法院签发了一个拘禁债务人的命令,但费城上诉法院(Common Pleas Court of Philadelphia County)裁定,该命令在新泽西之外包括费城在内的地方均无效,拒绝承认相关命令。而1788年1月宾夕法尼亚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Pennsylvania)裁定的Millar v. Hall案中,该法院亦需要面对马里兰法院做出的一项债务免除令。 宾夕法尼亚派出的制宪会议代表因格尔松(Jared Ingersoll)正是这两个案件的代理人。他曾提请宾夕法尼亚法庭确认,依据新泽西债务人释放法释放被拘禁债务人的命令是否有效;他亦提请宾夕法尼亚法庭确认,依据马里兰法律免除债务的命令是否有效。
     
      鉴于邦联体系下,各邦的破产法体系大体上依旧维持早期北美各殖民地的破产法,既源于英国破产法,又结合各邦自身的情况有形形色色的调整。职是之故,斯托里指出:
     
      显然,如果该权力被排他地赋予各州,每个州将随意制定最适合它自己的地方利益和追求的破产和无力偿债的法律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指望会有制度上或者运作上的统一性。一州可能制定全面的无力偿债制度;另外一州可能是有限的或临时的制度;一州可能免除契约义务,另外一州可能仅是免除监禁;另外一州可能采纳更为有限的临时救济;另外一州可能拒绝在这个事项上采取任何行动。某州法律可能给予某类债权人不当的优惠,例如,给获得保证或判决的债权人;另外一州可能规定平等对待债务,没有差别地在所有债权人之间按比例进行分配。某州可能优待居住在本州的债权人,而与所有居住本州外的债权人相对比;确保前者从债务人财产中获得完全优先的偿付。另外的州可能以更慷慨的正义,给予州内外的所有债权人平等的偿付,而无优惠或优先。
     
      这种各州之间破产法的竞争,即导致赤裸裸的不公平与不平等,也在各州之间公然地制造不平等,甚至导致“在每个州总是可以发现这样的大量政客,他们认为,比起扩大范围来给予遥远的债权人对破败债务人财产的公平份额,以狭隘的优惠制度能够更安全地考虑他们自己的暂时利益和声望”。斯托里指出,放任每个州制定州内破产法,导致每个州的破产法只对本州居民有约束力,居住在该州之外的债权人和在该州之外缔结的债权债务关系,都将不受本州破产法的保护。在斯托里看来,这不光导致外州债权人利益的严重受损,也会导致本州债务人将会受到其他州无穷无尽的涉债诉讼滋扰,“这种情况本身就将是巨大的灾难”。而这显然与美利坚合众国鼓励州际贸易的立国精神背道而驰,“那些参与活跃经营的人们,很少有人在合众国的许多州中没有债务人或者债权人。各州不能补救这种灾难。它只能由合众国的权力充分地进行矫正。”  职是之故,斯托里认为,在联邦层面制定全国统一的破产法,可以有助于“保持和谐、促进正义、确保所有州的公民之间的权利和救济的平等。”“除了赋予全国政府权力、引入统一制度并使之永久化之外,没有其他适当的补救措施。”
     
      商界迫切需要更高层级的破产法,消除各邦破产法中常见的对外邦债权人利益的歧视,尽可能减少商业失败,同时尽可能降低信贷融资的成本。 有鉴于上述实践中的需求,邦际贸易的中坚分子急切地吁求联邦层面统一的破产法,以便大幅度降低邦际贸易的债务清理成本。
     
      有鉴于这种情况,美国十分有必要将制定破产法的权力收归中央。斯托里清醒地指出,放任每个州制定之内破产法,在联邦层面有妥善措施处置之前,不仅会伤害美国的商业信用,亦将会招致外国对美国债权人的报复。斯托里指出,“除非全国政府被赋予了权威来定适当的法律。在破产案件中给予互惠和平等,将会发生这样的危险,即州立法通过不当境内优惠和偏袒而迫使外国进行报复;外国不是允许合众国内的债权人在破产案件中平等参与,而是将他们推到所有其他人之后。因此,这种权力的存在是非常有用的:首先,作为对州不当立法的制衡;第二,作为补救外国人在商业交易中所遭受的任何冤屈的手段。”
     
      显而易见,面临巨量的国际债务和邦内债务,殖民地时期乃至《邦联条例》下各地的破产立法和司法经验,既给债权人、债务人们带来痛苦,亦让制宪先贤们心有余悸。在邦联体系下,强邦而弱中央,由此也导致美国政治体制的风雨飘摇。按照《邦联条例》,各邦之间只有松散联系,中央政府只有一个一院制的立法机关,没有执行机关,也没有司法机关,中央政府无权节制商务亦无权征税,邦立法机构“实际上不受任何限制,也不受司法的控制;私有财产权利不断遭受种种法律和方便债务人的种种设施的打击。”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各邦实业界开始呼吁加强联邦权力,甚至建议开会根本性解决问题;由于不能通过国会立法、各邦批准这一常规方式获得救济,各邦领袖们开始另辟蹊径,决定邀请各州派代表出席安纳波利斯会议,讨论全国的贸易和商业制度;这次会议虽然未能因参加人数有限而有所决议,但为美国政改提供了另一种可能。1787年美国各邦代表打着修订《邦联条例》的名义齐聚费城,然后瞒天过海,抛开《邦联条例》,直接走上制宪之路。这是美国宪法制定的背景,也是美国宪法“破产条款”入宪的直接背景。
     
      三、债权人代表主导的制宪会议
     
      由于制宪会议记录的匮乏,我们只能通过各种零星的史料,来考察美国制宪的先贤们对“破产条款”的辩论与思考。
     
      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 比尔德的经济利益决定论,或许有助于我们形成这样一个观念:这是一个由债权人主导的制宪会议,因此其注定会站在债权人集权利益的角度去设计包括破产在内的相关制度。
     
      比尔德在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的启发下,认为经济利益决定不同人对宪法的不同态度。在比尔德看来,商人、放贷人、资本家等拥护宪法,而没有奴隶的农民和债务人则站在反对宪法的角度,充分说明宪法“不过是希望从中获利的一个经济利益集团的产物”。比尔德强调,在这种宪法实行后所造成的一般改善中,农民和债务人事实上也得到了利益。这或许又是一种更有说服力的分析美国制宪会议上“破产条款”入宪的工具。
     
      在比尔德看来,美国制宪时期,南部的大农业家和小农之间并无一致的利益,在西部地区大量的土地最终落到投机家手中,小农因为土地占有问题不得不陷入负债状态,而且还得依赖都市资本家提供的资本来开发资源,由此与那些境况惨烈的都市居民一样,成为美国制宪前后的债务人阶层。数量庞大的债务人进而通过暴动、州议会等各种方式,推动种种债务人救济方案的通过,比如废止拘禁债务人、创制推迟偿债的法律、要求债务人以经过仲裁委员会评估的价格受领土地……这些方案说明,债务人意识到自身的悲惨地位,同时力谋对债务人利益的法律保障。
     
      但问题是,制宪会议代表中,债务人的代言人极为有限。按照比尔德的统计,只有如下制宪会议代表可能代表债务人的利益:来自佐治亚的亚伯拉罕?鲍德温,“在1787年他的父亲逝世时,他能够清偿债务,并‘照一个伟大的计划,以自身的财力’教育六个异母弟妹。” 而来自南卡罗来纳的威廉? 费尤,对他父亲负债累累的状况应该不会陌生,“老费尤依然无法起家,而且还负债累累,于是小费尤乃继掌他的产业。”  来自马里兰的卢瑟? 马丁,对债务人保有强烈的同情心,“他始终对于贫苦的负债者表示同情,不愿意绝对禁止发行纸币或者有限度地改变契约。他是反对本州批准宪法最有力的一个人。” 而埃德蒙? 伦道夫,勉强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债务人:从他的叔父手里继承了不少财产,而这些财产本身也负有债务;更严重的是,他在美国制宪会议后曾欠汉密尔顿一笔巨款,异常窘迫,不得不于1793年4月3日致函汉密尔顿,请求展期。
     
      这种情形,当然可能会导致债务人阶层或者债务人利益在美国制宪会议中的失语。在述及美国财政制度的设计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时,比尔德这样评述到,“成千上万的小农、债务人和工人都反对他的政策,但是他们没有组织也没有一致的利害意识,从而他们在新政府的议会里面并无力量。他们一部分被现存的法律剥夺了公民权,同时他们也没有值得一提的领袖。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这在当时尚不是获取权力和光荣的路数。要有杰弗逊的灵活领导,并在他的指导下建立了一个联合机构,这些庞杂的小利益集团才能够团结起来,以抵抗联邦派。” 比尔德接着写道,“但是在汉密尔顿任职期间,这些较小的利益集团的代表们就已开始攻击他的政策。从这攻击中产生了一种谴责,认为汉密尔顿的加惠一般公债债权人和金融家的各种措施,也就是为了增殖他的个人财产。”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谢司起义及其他地方的类似行动在美国朝野各方造成的影响力,要说制宪会议的代表对债务人的呼声充耳不闻,于理不通;破产问题作为社会问题,也很难不被制宪会议的代表们注意到。
     
      比尔德指出,汉密尔顿当时已经意识到美国社会三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其中第一个便是债权人、金融家、银行家和贷款者组成的集团,第二个第三个分别是商人和制造业集团、土地投机家和垦殖者集团,而这三大利益集团是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没有这些美洲社会中的有力分子的积极支持与和衷共济,新政府是无从建立起来或无法维持下去的”,甚至连汉密尔顿的对手也承认,“为要在一个坚实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必须取得金融利益集团的支持。” 在比尔德看来,动产利益集团中,一大部分人就是放贷人。当时有大量的货币资本需要放贷,但是西部投资不安全,外国对美国亦虎视眈眈,货币资本需要找到新的出口;而纸币的发行、债务延期等政策的引入,使得放贷人手中的货币资本受到贬值、违约等各种威胁,正是他们冲在反对邦政府的第一线,“他们在地方议会失败之后,于是便转到成立一个中央政府的念头,俾能制止破坏契约义务、准许发行纸币以及其他有利债务者的立法。”比尔德指出,“我们无需究诘造成这种深刻矛盾究竟是由于债权者的贪婪还是由于债务者的卑劣。我们只要知道这种事实的存在即其在宪法上的反映。债权者的利益在于货币增值,便于执管抵押财产的手续以及对不忠于义务的债务者严绳以法。至于债权者是否由于债务者的侵害,还是由于自身的机智从而获得了阶级意识,那对于科学的研究可说是无关重要的。”  按照比尔德的研究,根据当时各邦对议员资格的限制来判断,能够代表各邦前往费城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基本都属于有产者阶层,或者说债权人阶层;比如南卡罗来纳州议会选出的制宪会议代表,就明确要求只要担任本区上议院议员和下议院议员,都必须拥有一定数额的不动产,且不得负有债务。
     
      因此,制宪会议代表中,除了大量公债持有者这一特征外,有更多制宪会议代表要么本身就是债权人,要么与债权人关系密切。且不说那些来自金融界的代表们,以债权人之名而被比尔德留意到的制宪会议代表就有不少。比如来自特拉华的约翰?迪金森,在金融方面以谨慎出名,不仅劝告其弟拒绝接受债务人以必然跌价的证券偿付债款,在处于困境时,他本人亦被累及七千美元; 而来自康涅迪格的奥利弗? 艾尔丝沃斯,则既是资本家,也是投机家,热衷于“购买地产,贷方金钱”,是哈德福德银行的股东之一。再如来自新泽西的利文斯通,据说他积蓄了相当资财,“但于1773年由于他的债务人的失败,使他损失了一部分财产”。代表弗吉尼亚参加制宪会议的乔治? 梅森,在1792年逝世时被认为有最少3万美元的债权,而他自己却毫无债务。即便罗伯特? 莫里斯,在晚年一度因为负债而差点入狱,最终死于贫困和债务缠身之际,但在参加制宪会议时,是北美银行的创始人,在商业、工业、土地、金融等领域都有投资。查尔斯?平克尼深深了解全国性商业制度对商人、企业家甚至那些有机会出现在法庭上的人们的重要性,他因此而反对在当地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纠纷中,削减公私债款;他更多站在债权人一边,趋于保守,反对债务人。而后来出任总统的华盛顿,毫无疑问也是一个拥有相当数量款项的放贷人,饱受弗吉尼亚议会纸币制度之害,他不得不以20:1的比率出售国会给他的证券,以便能够清偿其债务。
     
      以上分析,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制宪会议代表中债权人居多这一特征。那么接下来,且让我们进一步探索,“破产条款”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进入制宪先贤的视野,并最终成为宪法条文的。
     
      四、“破产条款”的入宪历程
     
      按照麦迪逊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美国制宪进程分为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5月25日至6月19日)
     
      1787年5月29日,查尔斯?平克尼提出“弗吉尼亚方案”,作为制宪会议讨论的蓝本。在这个方案中,第六条为联邦议会的权限,其中提及管理全国通商权、制定统一的入籍规则等权限,但并未提及破产立法权。 这份方案讨论到7月24日,即因各方分歧太大而放弃。6月18日汉密尔顿提出其方案,该方案中国会立法权笼统存在于第7条第1款,亦无与破产有关内容。
     
      总体而言,制宪会议第一阶段的讨论,聚焦于弗吉尼亚方案中立法机构的设置、议员的选举、行政官的选举及权限、司法机构的设置等宏观问题,基本上未涉及破产等微观问题。
     
      不过,第一阶段的全部讨论中,有两处提到债权债务问题:第一次是在6月6日,麦迪逊在讨论政府的性质时认为,政府若采取民主方式,麻烦和不便就会与之俱来,因为文明社会里总会有利益的冲突,其中包括放债者和借债者之间的冲突,希腊罗马亦概莫能外。第二次是在6月19日,麦迪逊在评述佩特森方案时提及其缺陷之一在于无法阻止各邦之间互相侵犯权益,其中包括发行纸币,“各邦之间经济往来错综复杂,彼此互为欠债者和债权人;欠债者的邦每次发行纸币,债权人的邦就要蒙受不公正的损失。”
     
      显而易见,至少在麦迪逊的视野中,债权债务问题是人类文明的常态之一,而如何在各邦之间妥善处理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修订《邦联条例》或者制订宪法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二)第二阶段(6月20日至7月26日)
     
      制宪会议第二阶段的讨论焦点,是各邦在联邦议会中席位的分配,这一讨论耗去与会者们多日的时间;除此之外,还讨论行政长官的任期和报酬、司法机构的设置等问题。在如此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破产法问题依旧未能成为讨论的主题。
     
      但如下几个方面的讨论,已经为这一主题在将来讨论中展开,埋下伏笔:
     
      第一,在6月26日的发言中,麦迪逊再次重申他之前讲过的观点:在文明国家里,人们总会被分成不同阶级,而且不同阶级之间总是会有真实或想象的利益,这其中,放债者与借债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将是文明社会的常态之一。
     
      第二,在6月27日的联邦制宪会议上,路德?马丁在长达三小时的发言中,解释各邦未遵循邦联议会立法的缘由时提及,民间私人债务沉重、战争导致的土地荒芜都是力所不及的主要原因。
     
      第三,在7月26日的会议讨论中,与会者们论及议员资格问题。该讨论最先由梅森提议,他建议应该为议员设定资格,至少拥有固定资产和联邦公民身份,而“账目未清者”或“尚欠联邦债务者”,不得当选为全国议会的议员;梅森指出,拖欠联邦债务的债务人们,过去常常通过各种手段进入议会,进而促进解除他们过失的立法,这一问题在邦联议会中亦有体现。对于梅森的建议,有附议也有反对。麦迪逊持支持立场,他表示曾亲眼目睹一切拖欠公众债务的人带着罪恶的目的,疯狂地进入议会,可以考虑梅森上校的建议,制定谨慎的措施来防止这些人挤进议会。而莫里斯持反对立场,他认为与其对议员设立资格限制,不如对选民提出资格限制,毕竟拖欠联邦债务的人为数甚少;格里同样持反对立场,他认为无论是拖欠公共债务还是账目不清,都不应扣上危害公共利益的大帽子。在表决中,梅森要求为议员设定财产和公民身份资格的提议,得到了与会各邦8:3的支持。
     
      另外,麦迪逊还提议,拥有土地与否,亦不应被列为议员的资格,毕竟拥有土地并不等于拥有财富,人们纵然拥有大量土地,但其债务依旧可能超过这些土地的价值。麦迪逊指出,“各邦法律里面的不公正条文,大多是这一阶层的人要求的结果,比来自其他阶层的要多。经常发生的情况是,采取信贷方式,获得土地,就到邦议会去,争取不公平的保护,对付债主。” 麦迪逊的这一提议得到了与会各邦代表10:1的支持。
     
      那么,究竟要不要对限制债务人或账目不清的人当选议员?在整个讨论中,大多数与会者都建议将“账目不清者”限制从相关条文中删去,避免给查帐员太大的权力,同时保留对债务人的限制,以便促使拥有土地的人尽可能结清帐目。而在讨论究竟要不要把拖欠公共债务的债务人列入不得当选议员的条件时,有人担心此举会把所有的进口商人都排除在外;也有人干脆建议,把这一限制也应删掉,而将决定这一事项的问题留给联邦议会或者公民,“负债最少的人,是否和负债最多的人一样,都要排除?那么,凡是欠税的人都会包括在内。而且,人民如何知道,他们所选的人,是否欠公家的债务?”最终的表决中,在参与制宪会议的11邦中,只有北卡、南卡支持将拖欠公家债务者列为不得当选议员的资格,而其他9邦悉数反对,故此项提议最终流产。
     
      从以上有关是否限制拖欠公债的债务人当选为议员的讨论,固然不能直接推导出后来联邦宪法“破产条款”,但观察这些讨论,依然对我们理解联邦宪法颁布之前美国政治精英的破产观大有稗益。 至少从这些讨论可以判断出,在各邦政治实践中,债务人已经成为一股政治力量,他们能够通过各种手段进入议会,进而制订出有利于债务人的法律;这也是为什么参与制宪的政治精英们对此深恶而痛绝之,将拖欠债务尤其是拖欠公债的议员候选人视为某种政治或道德瑕疵,进而限制他们进入议会。此提议尽管在此阶段并未被广为接受,但对于未来寻求共识,无疑做了一种铺垫。
     
      (三)第三阶段(8月6日到9月10日)
     
      1787年7月26日,联邦制宪会议任命由五个人组成的“详情委员会”,专门整理既往的讨论,作为美国宪法讨论的文本;从次日开始,联邦制宪会议进入休会期。到8月6日联邦制宪会议重启,《详情委员会报告(宪法初稿)》便成为这一阶段讨论的蓝本。
     
      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这份报告提出美国宪法初稿的23个条文,其中有关联邦国会立法权的第7条第1款规定,联邦议会有权制定税收细则、管理贸易、铸造货币、管理外币等等。另外,而第16条规定,“每邦对其他各邦议会的立法、法庭和地方长官的档案和司法公文,应予充分信任”。这也就是说,在“详情委员会”起草的初稿中,同样并无破产相关的字眼。
     
      那么,参加联邦制宪会议的先贤们,又是如何一步步达到联邦宪法中“破产条款”的定稿的呢?根据各方面的资料,我们可以确认如下事实:
     
      1、1787年8月29日
     
      1787年8月29日,来自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 平克尼(Pinkney)首次在制宪会议中提及“破产条款”问题。
     
      这一天制宪会议开幕,即讨论上述《详情委员会报告(宪法初稿)》第16条。先是来自北卡罗纳的威廉森(Williamson)表示,由于他不能判断该条款的精确含义,建议直接复制《邦联条例》中的相应条款;接下来来自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和来自康涅狄格的约翰逊(Johnson)博士,似乎是为了向威廉森解释, 指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邦政府所做的判断,应该成为其他邦政府做出判断的基础,包括各邦议会的立法,例如破产法,等等。” 至于来自康涅狄格的代表提及破产法,鉴于前文已述及的康涅狄格在殖民地时期破产立法和司法方面的经验,为这个回答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或许是威尔逊和约翰逊提及破产法,提醒平克尼。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平克尼立即提出,“在破产问题上,以及在外汇兑换风险问题上,应制定整齐划一的立法”,同时提议设立委员会处理该问题。
     
      至于为什么平克尼会突然提出这一建议,目前尚未发现确切的答案。平克尼既非破产法专家,南卡罗来纳与破产亦无特殊关联,而且平克尼在早期的“平克尼计划”及其他建议稿中,亦均未提及破产问题。鉴于平克尼的建议中,破产内容与外币兑换紧密联系在一起,有观点认为这足以暗示在美国制宪先贤的观念中,破产问题与国际贸易、信用等问题有密切的关系,亦暗示出制宪先贤们试图在全美平等处理破产问题的意愿。
     
      前文已简略述及南卡罗来纳破产立法与实践,在债权人同意并同比例清算债务人财产后,经债务人申请,可以免除债务人的剩余债务。相比之下,宾夕法尼亚派出的制宪会议代表因格尔松(Jared Ingersoll)曾是宾夕法尼亚在制宪会议召开前后裁定的两个跨境破产案件James v. Allen 及 Millar v. Hall案的代理人,而其同事詹姆斯? 威尔逊亦是宾夕法尼亚邦律协会员,对于这两个破产案件想必亦不陌生。 除此之外,宾夕法尼亚的破产法则更为英式, 根据债务人的申请就可释放债务人并免除债务。但令人费解的是,宾夕法尼亚的代表们在破产条款的提出乃至讨论中,似乎并未发挥明显的作用。
     
      有说法认为,美国宪法起草是在英国法的影响下进行的,国会将权限限定在破产立法领域,是为了与18世纪末期的英国破产法类似。但这种说法在纳达尔曼看来并不符合实情。纳达尔曼认为,平克尼提议制定统一破产法之举,在这里稍显突兀,相关记录估计并不完全,极有可能是与会者对各邦破产方面千差万别的立法导致困难的痛苦经验,使得平克尼意识到将破产立法权统一到联邦层面的必要性;或者进一步说,平克尼等当时关心的是解决各邦之间的现实问题,而非教条之争,故可排除英国破产法对该条款的影响力。
     
      无论如何,平克尼的提议得到戈汉姆和麦迪逊的附议,最终的投票表决中9票支持、2票反对。此即“破产条款”最初的版本。
     
      2、1787年9月1日
     
      1787年9月1日,来自南卡罗来纳的拉特里奇(John Rutledge)代表8月29日任命的五人委员会报告,“在第十六条内增加联邦议会有权‘制定统一的破产法’。”  而根据法兰德编辑的制宪会议记录,拉特里奇在该报告中建议,在与立法权相关的条款中,可以在“有权制定合众国境内统一的国籍条例”之后,加上“有权统一在破产方面的法律。”
     
      而据当时的报告影印版,实际上在详情委员会报告第3页,相关条目是“为组织……军事……依据美利坚合众国规定的纪律”(“to make laws for organizing…the militia…, according to the discipline prescribed by the United States”,拉特里奇在“美利坚合众国”(States)后面加上了“制定统一的破产法”字样。
     
      将归化条例与“破产条款”放在同一个条文之中,得归因于联邦制宪会议风格委员会的贡献;甚至“在合众国境内”(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这一限定短语,亦被风格委员会从国籍条例之后,挪到“破产条款”之后。而将“破产条款”与移民归化条款放在一起后,“统一”便成为两者之间明显且唯一的纽带;这种改变的理由在学者看来,似乎并不是十分明显。但这一天听取报告后,与会者并未表决,即宣布休会。
     
      3、1787年9月3日
     
      1787年9月3日,制宪会议在休会一天后重开,继续讨论前述五人委员会报告。根据麦迪逊的记录,制宪会议先讨论联邦议会是否有权“制定统一的破产法”,其中来自康涅狄格的罗格?谢尔曼(Roger Sherman)表示,“按照英国法律,有的破产案要处死刑。他不想在美国授予这样的权利”。而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古文诺? 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则表示,“这是个范围广泛而且非常敏感的问题。他倒是同意这样办,因为,他估计联邦议会不会滥用权力。”显而易见,谢尔曼是有据可查的唯一反对“破产条款”的制宪者。谢尔曼的态度最终也反映在投票结果中。在随后的表决中,除了康涅狄格之外,其他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以及佐治亚等9个邦的代表都投下了赞成票,最终投票结果9:1,“破产条款”顺利通过。对此情形,美国宪法学家科洛斯基(WW Crosskey)评论道,“很难相信,南方强有力的反对在联邦制宪会议中并无预兆;另外,‘破产条款’中的限定短语‘在合众国境内’,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正是南方反对的结果”,“毫不惊奇的是,为了使得各州的‘破产法’在联邦永远不可能,联邦政府筹划并列举破产立法权,正如其牢牢抓住移民归化权。”
     
      4、1787年9月10日
     
      1787年9月10日,制宪会议结束讨论后,形成了一份《第三阶段辩论小结》,形成了制宪会议最新的宪法草案。
     
      在该草案中,第7条第1款列举了联邦议会专有的23项权力。其中,第2项为“管理与外国的贸易、各邦之间的贸易和与印第安部落之间的贸易”,第3项为“制定统一的联邦入籍规则”,而第4项为“铸造钱币”,第19项则为“制定统一的联邦破产法”。 由此可见,在第三阶段落幕之计,制宪会议已将“破产条款”从原计划的第16条信任条款中剥离出来,而嵌入第7条第1款联邦议会权力中;但此时,“破产条款”在全部23项权力中居倒数倒数第五,与第3项联邦入籍规则遥遥相望。如果这能够证明其重要性的话,与最终的宪法文本相比,显然“破产条款”在该版本草案中的地位,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四)第四阶段(9月11日至9月17日)
     
      至于“破产条款”为什么从原宪法草案第16条,最终又成为宪法终稿第1条第8款第4项,这个得归因于风格委员会的报告。
     
      1787年9月12日,制宪会议形成了《文字排列和风格委员会报告(宪法成稿)》;在该版本中,美国联邦宪法基本接近其定稿,第1条第8款第(d)项载明,联邦议会有权“建立联邦内统一的入籍归化法和统一的破产法。”
     
      而到9月14日的讨论中,制宪会议代表们讨论联邦宪法草案第一条第十款,即列举禁止各邦议会施行的各项权力,其中提及禁止各邦“废止合同责任的立法”。对此,来自马萨诸塞的格里(Nathaniel Gorham)认为,重申公信的重要性,同时禁止各邦议会废止合同责任的做法是非常适宜的,他同时还建议“同样应该禁止联邦议会废止合同义务”;格里先生提出了一项动议,但并未得到任何代表的附议,故该动议不了了之。按照查尔斯? 沃伦教授的说法,如果这一动议最终被采纳,将不可能有破产法免除先前的债务。有学者认为,风格委员会在最终版本中,将“破产条款”插在“制定对外贸易、邦际贸易与印第安人贸易的规则”之后,则使得该条款无被违反的可能。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美国联邦宪法最终定稿中,无论是“破产”还是“法律”(uniform Laws on the subject of Bankruptcies),使用的都是复数形式。这也为我们理解该条款,提供了某种想象的空间。在纳达尔曼看来,复数的“法律”表明各邦破产法对英国法的复制式移植比比皆是,而复数的“破产”则表明制宪者试图使国会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够为各种类型的债务人分门别类地立法。
     
      在美国破产法史上,“破产条款”的入宪当然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至少在中国,这一事件常常被破产法学者强调破产法重要性时屡用不爽的论据。但对于美国立法、司法机构来说,“破产条款”入宪后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则是确认究竟什么是宪法层面的破产法。
     
      结 语
     
      代表们在美国宪法文本上签字后,美国制宪会议赋予包括“破产条款”在内的1787年宪法,以文本意义上的生命。但该文本要获得法律意义上的生命,根据其附议要求,需要各州专门组织的代表会议批准,且有9个州批准新宪法后,宪法才能在正式批准的各州中生效。尽管各州批准宪法的过程各不相同,但早至1787年12月6日特拉华州批准宪法,晚至1790年5月29日罗德岛批准宪法,北美13州最后无一例外地通过美国1787年宪法。由此,“破产条款”亦自然而然地获得法律意义上的生命。
     
      现在看来,美国1787年宪法中, “破产条款”可以说是其亮点之一。美国宪法中的“破产条款”,已然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发展腾飞的利器。 甚至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宪法中的“破产条款”,与宪法中的其他条款,如商业条款、合同条款等,是构成美国联邦化的五大支柱之一。 美国1787年宪法“破产条款”的设计,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比如澳大利亚宪法,亦仿照美国设计出其“破产条款”。
     
      从破产法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法“破产条款”的入宪,算得上是人类破产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本文既考察1787年制宪之前北美各邦的破产立法与实践,亦详细考据制宪会议上参与制宪的先贤们如何一步步提出“破产条款”初稿,以及该初稿又是如何一步步被修改成为定稿。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宪法中“破产条款”的来龙与去脉,这对于我们进一步从宪法层面理解破产法,无疑大有裨益。
     
      回过头看,固然美国联邦制为“破产条款”的入宪提供制度性契机,但这并不足以解释“破产条款”一定要入宪的原因。至少这并不是绝对充分的理由,这种观点甚至也得不到太多文献的支撑。我们从文献中可以确认的事实是,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大多是来自金融界、实业界的代表,这使得他们可能在构思或者考虑破产问题时,会自觉地站在债权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就史实本身来看,“破产条款”的入宪,既有必然的因素,但也有一定偶然性的成分。而早期北美各殖民地(邦)的破产立法与实践,也为“破产条款”的入宪营造基本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在宪法文本本身讨论过程中,“破产条款”并不似其他条文那样引起与会代表的激烈争论,“破产条款”很意外地成为双方的共识,或者说“破产条款”本身对1787年宪法本身,无关大局,只是诸多问题中的小问题。
     
      当然,相对清晰地解美国宪法“破产条款”入宪的过程,一方面消除本文开头提出的诸多疑惑,但另一方面,也产生更多待解的问题。比如“破产条款”中“统一”究竟该做何种程度的解释?再比如“破产事务”这一关键词,究竟有什么样的内涵和外延?在1787年宪法通过之后,美国的破产法的进化历程,究竟如何诠释“破产条款”?美国最高法院又是如何诠释“破产条款”?……如此等等问题论证与回答,势必将是另外一篇或者多篇论文的任务了,有心的同行们不妨共襄盛举。

    【作者简介】
    陈夏红,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副编审,知识星球“破产法百家谈”主持人。国际破产协会(INSOL)、欧洲破产协会(INSOL Europe)会员、美国破产学会(ABI)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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