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传授美国刑事错案防范经验的杰作
介评《误判:刑事指控错在哪了》
2019/11/22 10:04:50 点击率[5]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刑事诉讼法
    【出处】法制日报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关键字】误判;刑事指控;错案防范
    【全文】

      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李奋飞老师主持翻译的《误判:刑事指控错在哪了》,展现了美国刑事错案成因以及美国为防范刑事错案所进行的改革,是美国防范刑事错案的最新研究成果。该书是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的布兰登·L.加勒特教授的杰作。她熠熠生辉,因为她传授的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基于事实所发掘的真知;她虽是美国经验,却能与我国目前“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的现实问题遥相呼应。因此,了解美国刑事错案成因及防范机制改革,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误判》揭示美国刑事错案成因
     
      为什么无辜者能够详尽地供述他们从未实施的犯罪?作者解答了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虚假供述之谜”:警察往往运用欺骗的审讯策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作者在分析案卷材料时吃惊地发现,误判案件中几乎所有无辜者的供述都曾受到污染。
     
      为什么受害人和其他目击证人作证说自己确信地看到了无辜者实施了犯罪?目击证人的辨认错误是错案发生的“主导性原因”。在大多数无辜者案件中,目击证人最初对自己的证言并不确信,其确信程度因警方或检察官的不当诱导而增强。作者还证实了“他种族效应”,即当辨认跨种族时,辨认错误的可能性更高。
     
      为什么法医学鉴定没能证明无辜者的清白?法医学鉴定需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鉴定方法的可靠性;二是鉴定结论的有效性。许多无辜者的有罪判决都建立在不可靠的法医鉴定方法上。即使有些鉴定方法是可靠的,但鉴定人运用相关证据得出的结论却可能是错误的。一名无辜者形象地说:“垃圾科学把我送进了监狱,但真正的科学证明了我的清白”。
     
      为什么线人要作不利于无辜者的证明?在美国刑事诉讼中,检察官经常使用线人,因为线人证言效力较强,几乎能够弥补检方证据的所有漏洞。事实上,线人与检方交易是常见现象。线人会向法庭描述据称是由无辜者告知的案件具体细节,而这些只有真凶才知道的令人震惊的细节很可能是警察或检察官事先向线人提供的。线人帮助检方可以得到回报。
     
      为什么辩护律师没能帮助无辜者免遭冤狱之累?在倾斜的竞技场上,一方是强大的控方,他们拥有调查资源并能获取大量证据;一方是弱小的无辜者,他们没有能力搜集自证清白的证据。一些无辜者未经审判就认罪,以换取较轻的刑罚。有时,辩护律师为减少工作量,也鼓励无辜的当事人认罪。误判案件证明了并非所有认罪的人都有罪,这也暴露了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弊端。
     
      为什么司法人员通常强化有罪证据,忽视无罪证据?这种现象实质上反映了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偏见。当偏见存在时,认知错误将不可避免。法官、陪审团甚至律师都深信不疑地认为被告人有罪。在部分改判案件中,正是由于法官重视审查无罪证据,无辜者才得到平反。作者通过实证研究再次证明司法人员的偏见会酿就错案。
     
      美国刑事错案防范经验及启示
     
      作为对无辜者免罪案件的回应,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开始改革:审讯程序改革表现在审讯时应当同步录像;证人辨认按照“双盲辨认程序”进行,即辨认主持者与辨认人均不知辨认对象中是否有犯罪嫌疑人,也不知谁是犯罪嫌疑人;法医学改革也在缓慢行进;诸多州陆续进行死刑制度改革,有的州延迟死刑执行,有的州限制死刑适用;检察制度和辩护制度也开启了改革进程。对于刑事司法系统的改革不力,作者呼吁:应当彻底整改法庭科学系统以确保证据的科学性,严格规制并保证线人证言的可靠性,不得滥用线人制度;应当设置问责机制,因为警察、检察官并没有因其不当行为而受到追究;应当加快联邦司法机关的有效改革。
     
      《误判》再次昭示我们:其一,要真正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充分发挥庭审的实质功能,推进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强化对侦查权的监督和制约,依法规范检察权。其二,公安司法机关要总结错案成因,吸取错案教训,提高执法、司法能力。侦查机关应当依法取证,不得刑讯逼供、诱供;检察机关应当正确引导侦查取证,严格审查批捕、公诉,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审判机关应当坚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重视审查无罪证据,摒弃“被告人一定有罪”的偏见,“既要会判,又要敢判”,证据存疑时敢作疑罪从无判决。其三,完善错案纠正机制。应当赋予被已生效判决确定有罪的人必要的权利,诸如申请DNA鉴定的权利;降低再审改判无罪的证明标准。其四,坚决贯彻落实错案责任终身制,依法追究错案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其五,加大司法公开力度。案件材料、庭审记录、裁判文书应当进一步依法公开,让司法公信接受检验。
     
      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可贵的学术精神
     
      本书的方法论对法学研究者有重要启迪。笛卡尔说:“方法,对于探求事物真理是[绝对]必要的。”作者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实证研究方法,该方法有助于研究者最大限度地发现客观事实,为研究结论提供充分论据,为制度设计打下坚实基础。很难想象,人们在沙滩上能够建筑起理论和制度的崇楼高阁!作者通过多方途径找到了大量司法文件,包括绝大多数误判案件的原始庭审笔录,采用统计学方法对误判案件的特点、影响误判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有理有据地展开其论证,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这也正是主持翻译李奋飞老师所赞赏、推崇的研究方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坦言,他曾想当然地认为“目击证人都是确信无疑的”。然而,他经实证研究才惊讶地发现,在大多数误判案件中,目击证人最初对自己的证言并不确信,他们的确信只是源于警方的诱导性程序。正是实证研究纠正了作者当初的主观臆测。这也启示法学研究者要善于实证调查研究,不能满足于凭空创造书斋里的学问。不然,正如张军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凭自己主观愿望、感觉良好所进行的课题研究和调研结论就不会符合实际、不能适应实践的需要”。法学研究者应当走出书斋,去读“世界”这本大书,关注司法实践,研究真实案例。唯此,法学研究者中才能涌现更多“能够研究解决中国法治建设实际问题的理论家”。唯此,理论才能真正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毕竟,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学科,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法治实践。
     
      再有,作者与译者的学术精神值得称道。一方面,《误判》体现了作者的求真务实。“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尽管搜集误判案件的原始资料任务繁重,困难重重,作者通过多方渠道毅然完成此任。作者力求数据的准确性,对数据进行多次复查,并在附录中说明了数据来源,数据搜集方法、过程。详实的参考文献和注释,进一步表明论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另一方面,《误判》彰显着译者的孜孜不倦。尽管在目前学术成果评估体系中,译著不算学术成果,翻译著作是“出力不讨好”的活儿。可是,这并没有影响主译李奋飞老师翻译此书的热情。他潜心于本书翻译,数易其稿,力求意从言顺。本书语言平实易懂,是专业语言和大众语言的和谐统一,这应归功于主译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对错案的深入研究、对原著的透彻领悟、对语言的反复锤炼。唯有躬身于翻译,方有“译事不易”的深切感悟。《误判》,她谱写了学术精神的赞歌。
     
      最后,本书不仅富有学术性,而且寓法理于故事中,可谓平实的语言承载着先进的思想。本书一经出版,首先引起司法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对于办案人员,她是一部能够正确指导司法实践、预防错案的参考书;对于法学研究者,她是一部充分展现科学研究方法、学术精神的好文献;对于法学爱好者、初学者,她是一部引人入胜、不可多得的好读物。

    【作者简介】
    姚树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诉讼案例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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