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适用
2019/12/4 16:40:43  点击率[71]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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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类别】合同法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关键字】合同法;任意解除权;法定解除权
    【全文】

      合同任意解除权是一项特殊的法定解除权,解除了合同关系对双方当事人的束缚。但其只规定在《合同法》分则部分有名合同中,较为分散,没有形成具体的标准,也缺乏相关的解释。任意解除权并不是任意的权利,本文不仅对法定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适用进行分类和限制,而且对缺乏法律规定的约定合同任意解除权和约定抛弃法定任意解除权进行了进一步探析。
     
      一、合同任意解除权的理论基础
     
      (一)合同任意解除权的概念
     
      合同任意解除权就是指当事人的一方或者双方可以在任意条件下解除合同关系,在《合同法》分则中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都有明确规定任意解除权的适用。合同解除的条件由法律直接加以规定者,其解除为法定解除。[1]规定由此看来,合同任意解除权是一种法定解除权。
     
      但也有人认为,任意解除权与《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在形成时间、适用条件、适用范围等方面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人认为在合同成立时任意解除权就随之产生,法律在有名合同中明确规定。这是单方的解除权,与《合同法》94条的法定解除权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需要法定事由出现才能适用于各种性质合同有着根本不同。[2]
     
      之所以任意解除权并没有在总则出现,而是散落在分则条款中,是因为其是一种特殊的法定解除权,囊括在《合同法》第94条第5项的“其他情形”之内,无需进行单独叙述。再者,任意解除权因为基于双方的信任基础已经消失而具有较大的空间,无法进行合适的界定,因此法律才进行明确的规定和限制,严格限制其范围没有一概而论。最后 ,对于任意解除权产生的效力和赔偿范围,法律也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应当参照法定解除权的相关规定。
     
      所以,在《合同法》总则规定中看似没有对任意解除权的规定,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定解除权存在第94条条款中。
     
      任意解除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定解除权,具有法定解除权的一般性质。任意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单方意思表示成立即可,不需要对方同意。[3]任意解除权也是一种不可分的权利,当享有任意解除权的一方或双方为群体时,解除应为群体所为或向群体做出。
     
      (二)合同任意解除权的立法理念
     
      任意解除权较为“任意”,核心也在于其任意性。这种任意与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严守原则似乎有所冲突。合同严守原则作为一种古老的合同理念,认为契约必须严守,要求双方当事人严格遵守合同,是传统意义上对合同的保障。“随着社会的发展,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情况如因不可抗力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突破了传统的合同严守理念,形成了合同严守原则的例外情形,规定在《合同法》第94条的法定解除情况中”。[4]任意解除权作为包含在第94条第5项中的特殊法定解除权,在立法理念上也突破了合同严守原则。
     
      任意解除权的行使,虽是一种合法行使,在本质上存在一些违约特征。其一:在合同有效成立后,一方或双方行使任意解除权将已经生效的合同予以作废,有效成立的合同关系消灭,这违背了合同严守原则,是一种根本上的违约。其二:对被解除的一方而言,基于信任基础破裂进行无条件解除合同,和违约一样,并且只能接受,没有强制履行的救济权。但任意解除权行使后,对已履行合同部分会得到相应的返还,这与违约不同。
     
      (三)合同任意解除权追求法的自由和效率价值
     
      “法律之所以在违背合同严守原则下设立任意解除权,是因为想要追求更高的利益,即坚持自由与效率”。[5]合同法是私法,合同严守原则虽然能维持合同制定和履行时的秩序,但是任意解除权的设立却能更大化地去追求法的自由与效率价值。
     
      从自由角度而言,虽然很多国家对合同法进行了诸多限制,但是合同自由一向是合同法的基础和核心体现。合同严守给了合同有限制的自由,那任意解除权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把自由归还给合同当事人。例如在委托合同中,委托方基于信赖基础将委托物交于被委托人,此时强求维持委托关系,不仅违反当事人的自主,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6]委托者不信赖被委托人,却迫于合同不得不委托于他,违背了自己决定自己的自由。而被委托人因为合同压力,对自己不信任的人继续进行服务,为其提供业务处理,也无法达到自己决定自己的自由,反倒形成了捆绑束缚。这时候任意解除权存在就显得尤为必要,以其作为结束合同关系的依据,使双方都能自己进行自己的选择,享有合同的自由。“在此情形下,自由价值要远胜于为合同严守而机械的维持合同关系的所谓秩序价值”。[7]
     
      从效率角度来说,合同的设立本来就是双方价值最大化的选择,能够增进资源配置效率,合同法的设立也是为了设立更好的制度来保障合同履行结果能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但是在适用任意解除权的合同中,失去双方信赖基础下的合同,履行的结果不仅不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可能还会适得其反。正如在承揽合同中定作人的任意解除权,定作人由于客观原因或者是主观原因不需要定作物了,那定作合同如果继续履行,强迫定作人去接受定作物,就会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应当赋予定作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对承揽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失去了信赖基础的双方,在合同的具体事务处理工程中不及信任牢固时有效率,因此,在对市场秩序影响不大的情况下,合理的停止合同关系,重新配置有效资源才更符合社会的需求。
     
      二、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适用范围
     
      由于任意解除权规定的合同较为分散,根据其适用的合同的特性和该权利存在的目的意义,将任意解除权的适用范围归纳为基于信赖关系产生的合同、保护弱势当事人的合同和持续性合同三类。
     
      (一)基于信赖关系产生的合同
     
      有一些合同是基于信赖关系产生的,信赖关系没有衡量标准,是一种非物质的存在,只依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旦这种信赖关系破裂,合同也就丧失了原来的成立基础。法律赋予这种类型的合同任意解除权,使合同双方当事人能够在信赖关系破裂时自行解除合同。一般对于这种合同。双方当事人都会享有任意解除权,以保证合同的相对公平和意思表示自由。
     
      委托合同是信赖关系产生的合同关系的典型。这是因为在早期,委托合同是较为单纯的合同,是一种单纯的民事责任,一般以无偿委托为主。“而委托合同的信赖关系又无法量化衡量,因此,在为了对无偿委托合同加以保护,赋予委托双方以任意解除权,以确保合同不被强制履行,保护双方的利益和初衷”。[8]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委托合同已经不仅仅基于信赖关系产生,在委托公司出现后,还会考虑到公司的运营、市场状况、公司信誉等要素,这种时候依旧不管委托合同是否为无偿、不论期限、不加条件的赋予委托双方任意解除权可能有失偏颇。
     
      在承揽合同的定作合同,法律赋予了定作人的任意解除权,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定作人在信任基础破裂的情况下,减少资源的浪费。保管合同中保管人和寄存人、存货人的任意解除权就更体现了信赖的存在必要性,寄存人可以随时提取保管物,在未约定保管期限的情况下,保管人也可以随时提请寄存人提取货物,终止保管合同,双方都可以享有任意解除权。仓储合同和保管合同类似。
     
      (二)保护弱势当事人的合同
     
      合同双方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但在实际的市场环境中,可能存在一方当事人较为弱势,如消费者、旅游者、投保者、劳动者等当事人。他们在合同缔结的时候往往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赋予他们任意解除权可以有效的保护弱势一方,以保持合同的相对平等。因此,在这些合同中,只有一方享有任意解除权。
     
      在消费合同中,任意解除权体现在消费者的后悔权。在消费者冷静期内,消费者享有无条件退货的权利。这是为了对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不平等性进行平衡,以给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任意解除权的方式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旅游者的任意解除权则是在法律中明文规定,消费者可以要求旅游经营者退还没有发生实际发生的费用,旅游合同和消费合同类似,内容上较为固定。旅游者相较于旅游经营者在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所以法律赋予了旅游者不论在旅游前还是旅游过程中都能够通过行使任意解除权来解除不平等的合同关系。由此来保护旅游者的合法权利不因不平等地位而受侵害。
     
      投保者的任意解除权则在《保险法》第15条规定出来,投保者可随时解除保险合同,只需意思通知到保险人。当然,这也与保险合同的特殊性有关,保险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商事合同,合同内容中存在大量的格式合同,这造成了投保人的弱势地位,为了保护投保人的合法利益和追求实质公平,赋予投保人相应的任意解除权。劳动者的任意解除权在《劳动法》第31条和《劳动合同法》第37条中规定,两条一致表达了只要劳动者在法定期限前书面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在劳动合同尚未期满前辞职。这种有一定限制的任意解除权,一方面保护了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也给了用人单位应对时间,是一种预告解除。
     
      (三)持续性合同
     
      持续性合同一般是双方约定一方在一定期限内或者不定期内持续性供给标的物,而另一方给予相应的价格支付。这类合同常常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次性能够完结的,需要持续的,多次进行。许多持续性合同内都规定了任意解除权,因为持续性合同的持续性,其内容不能自始明确,因此时间成了这类合同的重要因素。为了保证当事人不被永远约束在这种合同中,赋予当事人任意解除权很是必要。有些持续性合同关系到社会公众,比如供气、供电合同,为了保障公众的合理利用,限制供应商的强制缔约,此时的任意解除权就是平衡双方关系对的重要手段。
     
      三、合同任意解除权的两个实践问题
     
      任意解除权的实际适用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在实务处理中争议也较大,主要集中为约定解除权是否合法和能否约定放弃任意解除权两大问题。《合同法》分则只规定了任意解除权适用于部分有名合同,对于任意解除权是否能够通过约定的方式适用于合同并未明确,对法定的解除权能否通过约定的方式抛弃也缺乏明确规定。
     
      (一)约定合同任意解除权
     
      除去法律条文中对任意解除权的明确规定,在实务处理中,也经常能看到合同双方通过约定任意解除权作为合同解除的途径之一。而约定任意解除权在法律上是否有效力,现在还没有统一的答案,立法上对法定任意解除权之外能否双方协商后设立约定任意解除权也尚未明确。
     
      1.现行法律对约定合同任意解除权的态度
     
      在《合同法》总则都没有出现的任意解除权,对约定情况下的任意解除权是否合法涉及更少,对能否双方约定没有一般性的解释,对此是否认可的态度并不明确,各种学说也尚未达成统一意见。
     
      一方认为基于合同严守原则,在合同生效和履行过程中不能擅自解除合同,而约定的任意解除权会违反合同的严守原则,破坏合同秩序。[9]并且在法律中已经明确规定能适用任意解除权的合同类型,约定的任意解除权是违法无效的。
     
      但另一方认为,基于任意自治原则,只要双方约定的内容没有违反公序良俗,没有不当竞争应当予以认可,法律并未明文否认其效力,在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后约定的任意解除权,应当予以承认相应的效力。
     
      笔者认为,约定的任意解除权是应当予以承认其合法性的。
     
      2.约定合同任意解除权的合法性
     
      目前的法律规定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约定任意解除权,依据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理,任意解除权通过约定的方式存在应当是合法的。在实际使用中,当事人双方在意思表示一致后,约定使用这种条款并无不可,法律也没有理由去否定约定任意解除权的效力。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选择什么样的缔约方式属于当事人自身的权利,符合缔约自由原则,只要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自身的意思表示是有效的,约定的任意解除权应当是合法的。合同法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的意思表示进行权利的创设。
     
      对于约定任意解除权会违背合同严守原则的反对理由,笔者也认为,任意解除权就已经违反了合同严守原则,约定任意解除权也是任意解除权的一种,违背合同严守原则是其本身就存在的。既然法定任意解除权是为了自由和效率考虑,约定的任意解除权也可以从自由和效率的价值衡量中去考虑,基于当事人的利益考虑,在没有损害第三人的利益情况下,去保障自身的利益,法律没有禁止的理由和必要。
     
      对于认为既然已经明确有名合同的适用,便不能约定适用任意解除权的情形,笔者认为虽然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格式合同适用于任意解除权,但是并没有说明其他合同不适用。根据合同法的私法性质,法无明文禁止即许可。
     
      当事人约定任意解除权可以帮助双方从合同关系中解脱出来,弥补合同法上过于强调合同继续履行的不足。将社会资源投入到其他更有价值的领域,促进资源的合理优化利用,并不会损害公共利益。我国现行合同法过于强调合同的继续履行,只要当事人要求继续履行,另一方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以不继续,无法通过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的方式停止合同关系。约定任意解除权则能够在支付违约金或相应赔偿的方式下,合理地解除合同,赋予了一方或双方在应当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合理的拒绝继续履行的权利。由此看来,约定任意解除权并没有损害社会利益,还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不伤害第三方利益,其合法性应当予以承认。
     
      (二)约定抛弃法定合同任意解除权
     
      1.实际现状
     
      在实务常见双方当事人通过约定的方式去缔结任意解除权,也存在通过约定的方式去放弃法定解除权的情况。当双方认为法定任意解除权的设立不利于合同的稳定性时,便可以约定放弃该权利。因为缺乏相关司法解释和明确性条文规定,此类案件时处理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别。有的法官认为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应当承认约定抛弃任意解除权,如广东怡法律师事务所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一般委托合同案件中,法官承认了约定放弃。相反,也有法官认为不应支持约定抛弃法定的任意解除权,如北京风和日丽旅游咨询有限公司与胡学滨等旅游合同纠纷案。
     
      各种学说态度也不尽相同,有的学者将合同分为无偿和有偿,无偿的合同是基于信赖基础订立的合同,一旦信赖基础破裂,合同则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放弃法定任意解除权应当视为无效。但有偿的合同在现实较为常见,并且牵扯除去信任利益外的其他利益关系,为保护其他利益关系,约定放弃法定任意解除权应该是可以允许的。并且根据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能够认为这种约定抛弃有效,除非危害第三方利益或者违法公序良俗或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
     
      2.约定抛弃法定合同任意解除权的合法性
     
      合同法作为一部私法,其规定大多为任意性规定,若为任意性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的方式放弃,若为强制性规定,则不能放弃。[10]那么看任意解除权是否能够约定放弃,则需要判定任意解除权是否为一种任意性规定。在特殊规定的任意解除权的有名合同中,承揽合同定作人享有的任意解除权和委托合同双方享有的任意解除权较为典型,以这两个合同为例,我们不难看出任意解除权在这两个合同中均为任意性规定。承揽合同中,定作人依据自己的需要要求对方当事人做相应的工作,而对方当事人只需要定作人付出与之对应的劳动报酬,这其中只涉及双方利益,不关乎第三方、社会公共利益。而委托合同则是由双方当事人的信赖为基础,以此条件下建立的合同,也只涉及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不关乎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方利益。由此看来,在这两个合同中,约定任意解除权的放弃是不会影响其他利益方的利益,这只关乎双方当事人利益。
     
      再者,在合同法对任意解除权做出的规定中,均使用了“可以”的字样,也就意味着法定任意解除权可以选择接受和放弃。那么双方约定任意解除权的放弃,也应当是符合法律规范的。当事人若是基于自身的特殊需求,放弃任意解除权才能保证自身利益,可以选择放弃。
     
      任意解除权作为合同法规定内的一项特殊解除权,应该遵循合同法内“约定大于法定”的原则,按照私法自治原则,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进行约定或者放弃,以保证合同能以有效合理的方式满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需求。因此,笔者认为以约定的方式抛弃法定任意解除权是应当允许的。当然,这种约定放弃的特约应该由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来决定,不应存在瑕疵表示。
     
      四、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适用限制
     
      任意解除权给了当事人较大的自主性,如果不加以限制,很容易导致被滥用,损害另一方的利益。但是相关的法律对任意解除权的规定太过简洁,没有具体的可行性规定,导致使用时较为混乱。因此,不仅要从任意解除权适用范围内的约定任意解除权进行限制,还要从任意解除权的生效时间、效力、赔偿范围方面进行限制。
     
      (一)约定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限制
     
      约定任意解除权一旦被承认后,任意解除权的自主性更大,因此为了避免乱用,需要对约定任意解除权进行相应的约束,而限制约定任意解除可以通过诚实信用原则来进行。
     
      “享有任意解除权的一方,虽然享有无理由可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却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不得不解约的理由,这个理由应当是真实存在,是善意的、诚信的”。[11]这就可以在实务处理中,通过推定解除方的解除动机去判断是否为恶意使用任意解除权。恶意使用任意解除权去终止合同效力与单方面毁约无异。
     
      如果已经通过任意解除权去终止合同关系,对已履行合同的部分应当予以赔偿。为了合同的公平公正,解除方应承担起对已经履行部分的赔偿和解除合同后对方所遭受的损失,没有试图去进行赔偿则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依约定任意解除权进行解除合同的,在解除前应当提前通知对方当事人,让对方当事人提前做好准备,及时停止继续履行合同,去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提前通知后,也可以给予对方当事人及时替换合同对方的缓冲时间,减轻潜在商业损失风险。提前告知也可以作为衡量行使任意解除权使用者是否善意,是否诚信的方式之一。
     
      (二)限制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适用时间
     
      “任意解除权在行使时间上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在有的法条中规定了‘随时’,实践中通常将解除时间限定在合同生效之后和合同履行期限之前,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则没有必要进行解除”。[12]由此看来,在合同成立但未生效的这段时间,规定是空白的,但是作为一种法定解除权,在这段时间内无疑是应当有效的,和一般解除权无异。但是任意解除权能否以合同履行结束作为终止时间节点需另当别论。
     
      就承揽合同而言,法定任意解除权是为了不造成资源浪费而将资源从低效率中抽离,往高效率分配。当这种承揽工作已经完成,资源浪费已经成既定的事实,这时定作人要求使用任意解除权无条件解除合同关系已经不能达到抽离资源的目的,反倒会造成对方的不满而增添纠纷。在这种情况下,任意解除权的行使就脱离了它设立的本来意义,成了一种毁约工具。因此,在承揽工作已经结束后,不论是否进行交付,都不应当再允许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无条件停止合同关系。
     
      在委托合同中也可以看出,虽然是建立在双方信任基础上订立的委托合同,如果被委托方已经完成了委托事务,即使委托人对被委托方的信任基础已经破裂,在完成后也不应当使用任意解除权进行解除合同关系,应当接受,并不再享有任意解除的权利。被委托方在事物处理完毕后也没有行使任意解除权的需要,因此在此节点上,任意解除权已经终止。
     
      在客运合同中,提前购买客票的旅客如果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客票时间乘坐,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办理退票手续,这在实际中非常常见。但是退票的办理时间也是在所乘坐的交通工具运输开始之前,逾期后办理退票就需要承担违约的义务,该客运合同也因为旅客自身的违约行为而终止,客运公司无需承担责任,也无需承担运输的义务。
     
      从上述看来,任意解除权的存续时间较一般解除权较短,在时间上予以限制,开始节点为合同成立起,结束节点为劳务提供完毕之前或劳务开始提供之前。
     
      (三)限制合同任意解除权的效力
     
      任意解除权行使后,合同关系消灭,但是合同是否具有溯及力却没有明确。要想规范任意解除权的正当使用,还应当对其效力进行限制。
     
      任意解除权适用于部分劳务合同或服务合同,这类合同本身就有继续一定期间的特征,当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下去时,仅向将来失去效力,不能对已经履行的部分失效,已经履行的部分仍旧要按照合同规定的价格进行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鉴于劳务的不可恢复性,对已经履行的劳务应维持其原来价值”。[13]假设解除合同关系后认为合同可以溯及既往而消灭,那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且不说劳务作用后的不可恢复,已经进行的部分已经凝结了一般劳动力,因为溯及既往而予以否认劳动成果,会造成资源二次浪费,也会让解除方承担更多的损失。
     
      对于继续性合同的解除,一般认为只产生向将来消灭的效果,任意解除权适用的继续性合同也基于在这部分特征而仅向将来消灭合同效力。
     
      由此,对于适用任意解除权的合同,一方行使任意解除权的,合同仅向将来消灭,不具有溯及力。
     
      (四)限制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赔偿范围
     
      在行使任意解除权后,对另一方造成的既定损害需要进行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是实际损失还是应当包括可得利益?合同法只对违约导致合同终止的情况进行赔偿限定,要求赔偿范围为实际损失包括可得利益,任意解除权并非违约行为,所以该项规定并没有确定任意解除权的赔偿范围。行使任意解除权的一方只是行使了法律赋予的权利,并没有违约,如果法律要求解除方依照违约处理,显失公平。但是如果只因非解除方的行为导致信赖缺失,导致自身经济地位的转变,法律不予补救的话仍旧会造成损害公平原则。因此,任意解除权的赔偿范围应当与一般解除权进行区分,不一概而论。
     
      首先,要对合同的有偿还是无偿进行区分。对于无偿合同,一方或双方行使任意解除权时,合同效力消灭后不会造成实质性的损失,没有损失就没有赔偿,因此不需要进行赔偿。但是大部分的合同是有偿合同,一旦合同对将来消灭,则会对被解除方造成实质性的损害,需要解除方进行相应的赔偿。
     
      “其次,要看当事人是否存在主观错误”。[14]因为任意解除权是无需理由即可解除合同关系的权利,似乎并不需要考虑当事人的过错问题,但在确定赔偿范围时,主观错误可以纳入赔偿范围的确定中来。如果不管解除方是否存在主观错误,只要求对既定部分进行赔偿,那极可能会导致权利的滥用,解除方的权利得不到规制,从而带来权利义务失衡。例如定作人要求承揽方进行定作标的物,在承揽方制作过程中认为承揽方的价格过高,恶意使用任意解除权进行消灭合同效力,换一家进行制作。在这种解除方存在主观错误的情况下应当承担已经造成的损失和可得利益。如果定作人的确是因为条件变化不需要该物品了,主观上是善意的,考虑到定作人也存在部分损失,在赔偿认定时可以只赔偿已经造成的损失,不赔偿可得利益。
     
      五、结语
     
      任意解除权的适用问题在学术界争议仍然很大,没有统一意见和定论,为了防止任意解除权被随意使用,还需要明确的规范对其进行限制。其一,要明确任意解除权的适用范围。在民法典草案中很多学者也提倡增加有名合同中的任意解除权的适用,但是有名合同是无法穷尽的,不如去明确能否约定使用任意解除权和约定抛弃法定解除权。其二,需要明确任意解除权的效力范围。将合同任意解除权存续时间加以明确规定,并对行使后的效力予以明确告知,是否存在溯及力问题进行判别。其三,要明确任意解除权的赔偿范围。明确合同任意解除后,解除方所需要承担的赔偿范围的衡量标准和计算范围,与一般解除权进行区分。只有相应的规范明确到位,才能保证任意解除权不被滥用,才能保证权利的正常运行。

    【作者简介】
    汤天意,如皋市人民法院;孙培培,沭阳县人民法院。
    【参考文献】
    [1]崔建远.合同法学:第1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202.
    [2]宋婕. 合同任意解除权法律问题分析[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2.
    [3]胡晓慧. 论合同任意解除权[D]. 宁波大学,2013:4.
    [4]王文亮. 我国合同法中的任意解除权问题研究[D].南京大学,2013:3.
    [5]刘胜利. 合同定作人任意解除权的法理分析[J]. 人民论坛,2010(11):88-89.
    [6]吕巧珍. 委托合同中任意解除权的限制[J]. 法学,2006(09):75-81.
    [7]蔡恒,骆电. 我国《合同法》上任意解除权的理解与适用[J]. 法律适用,2014(12):108-112.
    [8]崔建远,龙俊. 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及其限制--“上海盘起诉盘起工业案”判决的评释[J]. 法学研究,2008,13(06):73-86.
    [9]郑秋阳. 合同中约定任意解除权条款法律问题探析[J]. 法制与经济(下旬),2010(11):25-27.
    [10]周芙蓉. 我国合同法上任意解除权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6:20.
    [11]李晶. 论约定任意解除权与诚实信用原则[J]. 法制与社会,2017(19):15-17.
    [12]李婷婷. 论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规制[D].华中科技大学,2015:18.
    [13]刘兆莲. 任意解除权研究[D].清华大学,2006:37.
    [14]朱育兵. 任意解除权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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