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经验法则在公司财产混同制度中的司法应用
2016/3/21 14:10:44  点击率[1802]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公司法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6年
    【中文关键字】日常经验法则;公司财产
    【全文】

       一、财产混同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表征

       公司法人制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经济组织形式,它凭借公司法人人格独立与股东有限责任两大制度基石,鼓励投资和激活市场,平衡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随着法人形式的深入发展与广泛应用,公司制成为股东规避法律义务、悬空债权的代理机构,加之制度本身存在监管漏洞,出现 “皮包公司”“休眠公司”等一系列财产混同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公司的决策者有时并非是公司挂名股东,而是实际控制人,即“虽不是公司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1]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持股股东相似,即实质股东,对公司利益同样承担信义义务。随着法院对公司虚假清算、股东抽逃出资等规避行为打击的成熟化,规避行为逐渐摒弃易为法院识破的伎俩,鉴于一般性公司组织、财务和业务状况对外具有非公示性,股东以公司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为由恶意财产混同已成为公司主体执行难的重要成因,且趋之如骛,严重侵害公司营业信用和守约交易方的信赖利益。

       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财产来自于股东的出资,公司对该集合财产享有所有权,股东仅对自己出资部分的财产份额享有请求权。所谓公司财产混同,是指公司与股东财产混为一体,股东与公司资金混同、财务管理不做清晰区分,以致于形成股东财产即公司或公司财产即股东的情形,即“公司财产形骸化”。财产混同违背了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相分离、公司资本维持和公司资本不变等基本原则,潜伏着公司财产被隐匿、非法转移或被私吞、挪用的重大隐患,严重影响公司对外清偿债务的物质基础,违反了公司人格独立的基本要件。笔者认为,公司要严格按照规范的财务制度运作,财产混同造成公司向股东输送利益,公司实有资产减少,侵蚀了法人财产权,是构成现代公司法中公司人格否认最重要的构因。通常情况下,财产混同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公司固定资产混同。公司营业场所、办公设施、主要设备与股东的自有场所或居所完全同一,共同使用。公司资产完全依附于控制股东,无权以自己的名义持有或处分财产,存在股东随意剥离企业有效资产,甚至公司责任资产空壳化的风险,造成股东事实上间接控制和任意占有公司固定资产。

       2.公司日常盈利混同。公司的经营收益可以随意操纵、转化为股东的个人财产,或者配置为股东关联人的财产,关联人掠夺从属公司的利润,[2]而公司的负债则为公司的独立债务。股东的盈亏与公司的盈亏互为混杂、兑换、摊销等,公司的利润与股东个人的收益难以区分,致使公司对外承担经营风险的能力受到损害。

       3.公司经营帐目混同。公司财务建账混乱,经费不足,公司帐薄与股东帐薄交叉或合一,突出表现为关联人长期提供个人账户用于公司的业务结算,私设除公司正常经营账户外账外账的行为。股东不正当支配与处分公司的财产,或通过公司为其谋取不正当的私利,且不能合理解释资金去向。

       由于我国现有的公司人格否认理论没有对公司财产混同的适用范围、法律效果、认定原则及其裁决合理性作深入的探求,法律规制手段的语焉不详无异于成为鼓励与纵容的幕后推手。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核心内容是追究公司实际控制人侵权责任的法律制度,正如美国法官桑伯恩的经典判决认为“就一般规则而言,公司应被看作法人而具有独立的人格,除非有足够的相反的理由出现,然而公司为法人特性如果被作为损害公共利益、使非法行为合法化、保护欺诈或为犯罪抗辩的工具,那么,法律上则应将公司视为无权利能力的数人组合体。”[3]为进一步彰显法律创设“特定事由”否认公司人格制度的立法目的,有必要在执行程序中专门探讨财产混同制度的适用性问题。

       二、日常经验法则的司法功能和实务价值

       美国法学家霍尔姆斯在《普通法》一书中指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经验是法官行使权力与适应社会变革的“黏合剂”,法官自由裁量权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官以“经验”为基础及时调整思维作出的合理判断。日常经验法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经验归纳抽象后获得的关于事物属性及事物之间常态联系的一般性的认识或法则,它是人们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客观存在的不成文法则。[4]这种事理作为一种事物的发展常态,并非仅为法官的主观经验作用,它应具有一定确实性和合理性作为其客观基础。“经验”实质就是“经历”与“验证”的合称,顾名思义就是人们从经历的事情中发现了一些有规律的现象而后通过反复的验证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公认或不证自明的性质。正因为如此,将经验法则作为推定和认定事实的根据就具有正当性。

       法律是相对僵化的,而社会生活之树常青,社会生活经验的洞察和谙习是衡量一位法官智慧的重要标尺。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曾言:“法律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注定落后于社会生活。”一边是简约僵硬的法条,一边是丰富多彩的社会事实,法官裁判案件,目光流连往返于事实与规范之间,依据有限的证据对事实进行还原和裁剪,须先认定案件事实,后才能适用法律规则,而裁剪的“手术刀”即是经验法则。经验法则既包括一般人日常生活所归纳的常识,也包括某些专门性的知识,如科学、技术、商贸等方面的知识等。构成日常经验法则的具体要素包括:所依的生活经验必须是日常生活中反复发生的常态现象;为社会中普遍常人所能体察和感受;所依据的生活经验可随时以特定的具体方式还原为一般常人的亲身感受。例如,商业伦理和交易习惯是商主体在商事行为中所应遵循的常用规范,众所周知,商主体可以据之预测商业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证据规定》第九条亦规定,“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在司法实践中,日常生活经验是认证证据和推理事实的重要依据。当然,经验法则并不是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必然反映,只是一种具有盖然性的外在联系,按照归纳法所得出的判断和结论。基于经验法则的推论并不能保证其绝对的客观真实性,因此,允许当事方对经验法则的推定提出例外情形,以推翻该推定。

       司法审判中的经验法则是社会日常经验法则的一个必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法官常常根据自身的学识、亲身生活体验或被公众所普遍认知与接收的那些公理经验作为法律逻辑的一种推理形式。法律推理与普通的逻辑推理一样,遵循三段论式的一般推理规则,即将大前提与小前提结合推导出结论。这里的大前提是法官的学识、亲身生活体验或被公众所普遍认知与接收的公理经验,小前提则为个案中的证据,得出的结论即为法官对某一法律事实的认定或否定。日常经验法则的运用对法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需要其准确把握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熟练运用证据规则,洞晓人情世故,综合具体案情运用日常经验法则进行推理。

       三、日常经验法则应用财产混同制度的法理基础

       执行权包括执行实施权和执行审查权,民事执行权的裁判性决定了执行机关直接裁决变更或者追加执行当事人的权力正当性。[5]被执行人的追加属于执行审查权的范畴,是公正与效率平衡和协调的产物,具有周期短、效率快、财产和证据保全前瞻性的特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规定,有充分证据证明被执行人通过财产混同等方式恶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通过依法变更追加被执行人或者告知申请执行人通过诉讼程序追回被转移的财产。上述授权性规定为识别和认定财产混同现象设计一套操作性较强的执行程序,执行法官可通过对该条款的解读,越过公司的法人资格,直接揭开“公司面纱”,对最常见的财产混同行为而导致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作出直接的、确定的、清晰的裁定,从而使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执行程序构成独立的规制网络。

       “生活经验法则属于包括法官的人们对于事物常态所能体察和识别的公知范畴。”[6]而且多数情形下是一种常识性认识,符合常识、常理、常情。执行法官自由裁量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经验”为直觉基础,梳理碎片化的间接证据并使之彼此联系起来成为完整的证明链条,甚至利用证明强度很大或盖然性程度很高的经验法则,仅用一个间接事实便可以实现推定的场合。财产混同即是在执行程序部分探索嫌疑股东要接受法院的实质公平性审查,特别是一些学者提出公司的信用应是资产信用的观点,公司信用的维持也在于构建以资产为基础的信用体系,而不在于资本的维持。[7]因为一旦公司进入运营状态,在公司自由经营与债权人利益保障间必须以公司资产作为信用平衡点,公司应当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及完整的财务记录,股东也应当保存个人与公司发生经济往来的完整财务记录应是题中之义。如执行法官发现公司存在账外账且有证据表明大部分会计凭证已被故意销毁或者隐匿,实际上造成公司资产灭失,偿债不能,运用财产混同规则,可推定股东在不正当支配和操控资金走向。

       实际上,财产混同理论充分尊重客观商业事实,保证公司资产充实,有利于维护交易稳定与安全,无疑是能够有效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事后救济方式,属于执行独立程序对公司投机和欺诈行为打击机制的配套和跟进,又为司法审判甚至进一步完善立法留下了较大的解释余地。执行裁决权本质上是一种主观性、内在化的评价判断权,法官的生活经验、情感偏好、年龄性别、性格特征等个体因素对法官裁判活动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我国当前在公司内部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使得任何一个民事主体通过合法途径获取相关证据较为困难,财产混同事实很容易陷入真伪不明的困境。此时,“懒惰”的法官常常将“证明责任”作为自己的“避风港”,一旦事实陷入真伪不明,在没有坚持“自由心证用尽原则”的前提下就直接适用证明责任中止认定,从而使证明责任机制被不适当的扩大化使用,然而,证明责任仅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法律技术。

       事实上,执行法官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一般知识以及对人类行为与动机的了解,合于理性地评估事实可能存在或不存在。[8]现有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执行法官就会从掌握的生活经验出发,判断出事实真相,对于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证据尽可能去弥补其证明力。通过运用经验法则进行明智推理,事实推定,再经由“强势方”股东不断地提出证据对推定事实进行证明与反驳,直至法官形成“内心确认”的自由心证,这无疑是一段不断“接近正义”、发现真实的旅程,符合大众认知规律。“如果法官根据经验法则,对法律所要求的要件特征的真实性获得了心证,那么,证明责任不是被推延或转换,而是等于已经提出了证明。”[9]在财产混同证明的过程中,执行法官以证据为基础,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达到了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客观真实的程度,减轻债权人的举证责任,正是当下破解公司执行困局一种无奈而必要的适度选择。

       四、日常经验法则应用财产混同制度的程序构造

       笔者认为,在执行程序中适用财产混同构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程序法对实体法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相关当事人充分的诉讼权利,因此必须设置周密的运作程序,规范日常经验法则之准确适用。

       1.查证程序。公司独立人格被滥用的现象非常普遍,但因关键证据难以获取,机械要求债权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过于严苛,如此,将有大量案件因证据不足,陷入事实“模糊”的状态。如公司几无任何资产,公司股东却拥有大量财富,表露股东侵占公司财产的线索。债权人有责任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股东具有存在财产混同的较大可能性,使法官产生合理怀疑,同时证明自身利益因财产混同情形遭受严重损害。债权人自身资源无法获取,应适当强化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范围,如查询企业内档,核实企业资产信息,调取公司财务凭证、交易合同、商业票据、内部管理等商业秘密,而至于股东是否具有逃避债务等主观恶意,进一步的证明责任应当转移至股东,由股东举证排除合理怀疑。

       2.识别程序。执行法官作为识别主体,可综合当事人的举证和自己的查证总结已知、确定的基础事实,结合某日常经验法则的真实性、关联性和正当性进行初步判断考察,在纠纷事实与法律规范构成要件之间建立连接点,执行法官以全部的理性评判选择与法律规范最为接近的事实。如财务账册完整真实,至于账目记载中的瑕疵以及明目不够清晰,则不能据此认定财产混同,径行对公司人格进行否认。对于专业领域中的技术问题尽量通过鉴定程序加以解决,而不是由执行法官直接适用经验法则,因为执行法官毕竟不是相应领域的专门人才,从本质上看,鉴定也是利用经验法则即人们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来实现对专门问题的事实认定。

       3.认定程序。执行法官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头脑中预先存在的知识背景、经验法则对证据材料、基础事实做出判断,经听证程序,表明法官在事实认定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受证据规则的约束,进行利益衡量填补法律漏洞。针对符合实际生活场景的混同嫌疑,股东如无法证明自己没有实际控制、支配公司财产,未发生接收财产行为,可反向推定得出事实结论。注重配置一些在当地熟悉社情民意、通晓公司经营的商业从事者担任人民陪审员,适当淡化学历、专业等要求,与法官能力、思维形成互补,从而把握评议过程的公允性。执行评议中,合议庭成员就案件中日常经验法则适用进行实质性的协商、论辩,尽量消除“审而不议”、“形合实独”等痼疾,[10]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经验法则的不当运用。

       4.裁决程序。经验法则的运用,是一个融科学性、技术性、形式性、实质性于一体的综合行为。执行法官根据具体案情,结合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情况,如证据证明力大小、经验法则与证据结合程度、对方反驳力量,使裁判满足说理充分的要求。法官对财产混同进行法律推理应当慎重,唯有存在广泛、典型、持续意义上混同的情况方能裁定,且执行裁定书尽量公开和透明,充分展示日常经验法则具体适用的过程及结果,包括针对财产混同的识别、筛选和推理等。认证表达过程中,通过解释的方法将日常经验法则(生活语言)转换为具有法律依据的表达形式(法律语言),认定股东随意支配与处分公司的财产,或通过公司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私利,公司的人格只有象征意义,并给予当事人对该经验法则的适用提出异议救济的机会,从而获得裁判的正当性。

       五、日常经验法则应用财产混同制度的局限性及其克服

       在经验法则的运用上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经验法则的运用必须委任给法官自由裁量,不可能将无以数计的经验法则法定化,与此同时,自由裁量的存在和必要也就无法避免法官的主观化。“法官应当运用一种以传统为知识根据的裁量,以类比为方法,受到制度的纪律约束,并服从社会生活中对秩序的基本需要”,[11] 即寻求消解对法官滥用经验法则的疑虑。归结于在公司财产混同制度的重构中,应当关注债权人保护和股东保护的双重价值,

       1.限度适用日常经验法则。财产混同制度并不是对法人人格独立的全面、彻底、永久地否认,其效力仅限于特定的法律关系中,不宜宽泛无序,其目的是个案“撕开公司面纱”,让隐藏于其后的股东承担无限责任,由此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日常经验法则不当运用可能造成机械司法、裁判突袭、自由心证失范、证明责任功能减损等一系列的不利后果,须高度重视,加以防范。作为执行法官也应当以一般社会认识作为基准或大致的尺度,谨慎地对待经验法则,否则会导致裁决理由缺乏社会认同,影响裁决公正性、权威性。规制执行法官的主要措施是将其论证适用过程公开化、规范化。此外,运用经验法则认定财产混同属于执行裁判权的作用范围,且这种审查只是初步的临时性审查,只是解决是否可以追加为执行当事人的问题,并不对当事人与案外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作出扩大化裁断。

       2.丰富执行法官的生活经验。法律的生命维系在那些训练有素、怀有良知、拥有智慧的人的手中,并要求其妥恰地将个体的生活经验积极地融入到司法过程之中。经济学、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无不充斥、交叉于执行程序,执行亦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的事业,凝聚着执行法官的经验和智慧。日常经验法则具有为人们“普遍内心确信”和遵从的特点,财产混同争议事实虽由法官判断,其运用得当与否,取决于法官的主观思维模式、个人业务素质以及社会经验的积累程度,也与其职业道德素养、法律素养甚至个人“情商”密不可分。日常经验法则在执行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主要还是凭着执行法官凝练生活阅历、积淀司法经验甚至培塑个人直觉,使之成为论证链条上的“润滑油”,尤其是提高法官对商事领域的社会交易习惯、行业通行规则甚至潜规则的了解和把握水准。

       3.加强案情的全面考察。执行法官在执行裁决实践中,从案件的特点出发,对全案事实的彻查有利于得出更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结论,尽可能超脱个体认识的局限。其考虑的不仅是证据,还包括债务人实施相应行为时的财产状况、主观动机、行为后果等,特别是涉及对案件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性事实。根据民法诚信和公平原则,重点评估公司与股东的银行账目明细有无交杂、财务管理机构和财务收支核算是否分离,深入探究财产混同事实真相。比如,在原有资本制度下,股东以入股方式形成公司的自有资本,在工商登记中体现为注册资本,在企业会计账簿上体现为实收资本。实践中,由于会计师在审计时是根据会计准则进行审计,一般较多地强调审计报告的平衡性,把本不应为应收款的也一律挂在应收款科目,而执行法官以认定财产混同为目的必须查证每一笔应收款流向。

       4.经验法则类型化归纳。尽管经验法则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现实生活关系也往往并非一种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类型化关系,按照日本学者伊藤滋夫的观点,将经验法则体系化是一个必要的方法。案件之间毕竟存在共性和相似性,在事实认定方面也会涉及相同的经验法则,(如对存在公司账户与个人账户持续混同的一般情形,推定公司财务制度不完备,该条论断中的“一般情形”实际上就是对经验的盖然性归纳)。如果能够将反复应用、相同的经验法则类型化,亦可以减少运用经验法则的主观随意性,对事实认定的客观化具有一定的意义,[12]只不过这种类型化没有通过法规予以固化,但同样具有约束性。可以探索通过对实务中运用经验法则判例的研讨和积累,不断增进法官对经验法则的正确认识,[13]并通过指导性判例的指引使得法官对经验法则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

       结语

       财产混同的法律适用问题属于应用法学问题,目前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细化的司法解释出台,但在执行实践中,执行法官应根据公司立法的本意和法理,移植坚实的生活逻辑,大胆而巧妙地采用民众可接受的,同时又不违背法律精髓的日常经验法则周全而有效地遏制公司失信股东违法行为,维护交易的安全和稳定,同时助益于重塑一种以信用为核心价值的商业传统和商业文化。

    【作者简介】
    张俊,单位为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尹颖,单位为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注释】
    [1]奚晓明、金剑锋:《公司诉讼的理论和与实务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410页。
    [2] 王林清:《公司诉讼裁判标准与规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139页。
    [3]朱慈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4]刘春梅:《浅论经验法则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及局限性之克服》,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6期,第139页。
    [5]谭秋桂:《论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程序构建》,载《法学家》2011年第2期。
    [6]毕玉谦:《论经验法则在司法上的功能与应用》,载《证据科学》2011年第2期,第135页。
    [7] 鄢梦萱等:“中国-欧盟公司法研讨会综述”,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8]曾华松:《经验法则在经界诉讼上之运用》[A].民事诉讼法之研讨(六)。台湾:三民书局,183。
    [9] [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第四版)》,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10]余亚宇:《群体决策心理视角下的合议庭评议功能之弥合》,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1期,第11—12页。
    [11]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5页。
    [12](日)门口正人主编:《民事证据法大系(第一卷总论(1))》,青林书院2007年版,第253页。
    [13]曹鸿兰等:“违背经验法则之研究”,载民事诉讼法研究基金会编:《民事诉讼法之研讨(四)》,三民书局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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