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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社会学运行模式研究分析
发布时间:2019/12/17 9:13:52 作者:于梦游 点击率[22]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法律;社会学;运行模式;研究分析

    【学科类别】理论法学

    【写作时间】2019年


      谈到研究某一事物(可以指具体的亦可指抽象的)的意义,多数人分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上的意义,二是实践中的意义。本文讲的是法律的社会学运行模式的意义,更注重的是实践当中的意义,故不在理论上进行研究。
     
      英美法国家在法学教育中采用的是案例式的教学(曾听说有法学院的学生上课是拖着小皮箱去的,皮箱内装的是大量的案例,这在我们法学教学中简直不可想象)。此处正是从一个具体的案例开始。某村一妇女Q的丈夫M常年在外打工,在同村的另一男子W的引诱之下,Q与W保持了一年多的不正当两性关系(Q称是先强奸后通奸)。其丈夫回家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声称自己“没脸在村子里活下去了”,多次打骂W,并威胁W及其家人,特别是其儿子的生命安全。村委会首先出面调解,W表示愿意向M支付7000元人民币作为“精神和名誉损害赔偿”,但要求M保证,私了后不再威胁自己和儿子的安全。M拒绝这一出价,继续纠缠并威胁W。W感到自己和孩子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为了寻求保护,将此事反映给本村的书记,书记建议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M停止对W的人身威胁和财产侵害。面对起诉,M很愤怒,在没有任何可以站得住脚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M提出反诉,认为原告的行为对自己造成了“精神和名誉损失”,要求法院据此判决原告赔偿自己人民币1000元。法官既没有接受W的诉讼请求,也没有轻易拒绝M的诉讼请求,而是模棱两可的对此案进行了调解。调解过程中,法院一方面通过劝说,使得W接受了对他实行拘留的决定,另一方面,法院又用这种拘留作为交换条件之一,要M作出让步。经过法院同双方做工作,和解协议终于达成了。协议约定:1、W“赔偿”M精神和名誉损害费8000元;2、M停止威胁、骚扰W及其家人,此后双方均不得挑起事端;本案诉讼费600元,W承担400元,M承担200元。协议达成后,W不但没半点抱怨,相反一个劲儿的感谢主持调解此案的法院。而M则很快携带自己的妻子离开村子到城里打工去了。[1]不管从程序还是实体上讲,此案已结案,而在此,我们的研究才开始。
     
      从结果上看,案子办的很顺利,通过调解就结案了,而且双方当事人都满意这一结果,做到案结事了,更没有出现执行难问题。但是,这只是形式上的,如果用现代法治的眼光来审视此案,或许不应该这样来结案。
     
      假设法官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那么对于W的请求应该予以支持,判令M停止其威胁W及其家人的行为;而对M的反诉,无任何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这样的处理方式和结果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如果法官真的是这样做的,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假使判决生效了,W仅凭一份判决书,他和家人的安全就真正可能得到保证了吗?在法院现有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派出人员对其进行保护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而M在失去了最后的公力救济之后,进而寻求私立救济的可能性也是相当大的。而此判决一经公布于众会有怎样的社会影响?在中国人心里,特别是乡土中国的传统思想中,M是个受害者(虽然无任何法律依据,但
     
      人们就是这么认为的)反而得不到保护,而W却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当他们对法律不再信任时,那法律就会失去它本来的意义。
     
      以上的论述并非为此案的解决方式做辩护,只做事实的阐述以及极有可能发生的事实的假想。因为这样的事或类似的事真实存在。无独有偶,上个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也曾提到类似的事情。而经过半个多世纪,制定法依然没有改变我们的传统习惯。
     
      由此观之,法官的解决方案是向乡规民俗的妥协,几乎完全抛弃了制定法。但是从经济上讲,它的成本却是最小的,现实的讲这确实是比较巧妙的解决方案。霍姆斯曾经说过:“任何时代的法律,只要其运作,其实际内容就几乎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当时人们理解的便利;但是其形式和布局,以及它能再多大程度上获得所欲求的结果,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传统。”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进程(包括法治现代化)在加快。但是,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这种两元结构的存在影响着法律的运行,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农村,民间习惯与制定法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高于城市;在基层法院大大高于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法官就是在这两难中保持着平衡,既要遵守制定法,又不能置当地的民间习惯于不顾。
     
      通过上述的案例展示,可以从个案入手,看到中国目前法律运行的一个方面,民间习惯与制定法发生着冲突,而且由于知识的地方性和现代法治的统一,这样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能解决好民间习惯与制定法之间的冲突,首先制定法得不到真正的尊重,这样制定法的存在意义会遭到极大的挑战。其次,民间习惯并不像制定法那样明确、固定,它的自由程度远远大于制定法,法官对其难以控制,长期以民间习惯取代制定法的运行,那么我们所追求的法治将受到极大阻力。当代中国,特别是在基层依然是“熟人社会”,他们的交往方式与城市里的方式大相径庭,他们没有契约的概念,在一些纠纷发生后往往缺乏事实的和法律的依据,有时候在他们看来明明是受到了损害,但在法律上却找不到根据。即便案件得到判决处理,且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在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没有得到其内心所期望的利益,其后引发上诉、上访的可能性是极大的。最终的判决生效后,对此类案件的执行往往也是伤脑筋的问题。
     
      徘徊于制定法和民间习惯是法官面临的尴尬境地。之前的例子已经表明,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避免,制定法取代人们心中的民间习惯需要的是时间,而在乡土社会更是异常的困难,也许完全取代不可能,它总是或多或少的存在。既然这样的冲突不可避免,那么我们研究它也不可避免,也是作为负责任的法律人所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我们应当正视它的存在,它的长期存在不以我们的意识为转移,不会因为我们法律意识的增强而自动消灭(当然这些行为都是有益的)。而且这种冲突的影响范围比较大,程度也不浅,研究中国法治建设中问题的学者都不应当忽视它。其次,对待它的态度应该客观,不能预设任何价值判断,不能搬用制定法的条文、教科书上的概念去理解它,因为那将无法理解,甚至导致自己认识的错误。最后,我想要说的是着手解决它,作为未被我们熟识的事物,如何去解决它呢,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认识它,了解它,这也将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易于发掘的资源。


    【作者简介】

    于梦游,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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